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冷战初期苏联的对外战略评析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47年的两年间,由于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随之进行调整,即从"积极防御战略"向有限扩张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加剧了美苏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层次分析

文章从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的方法出发，指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是为遏制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而做的政策调整，是为了复苏本国经济而进行的战略收缩，这种战略收缩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权而服务的。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分析

从大国战略态势、大国关系新变化、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对外战略等四个方面综合分析2006—2007年的国际战略形势。其中,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因霸权扩张过度,身陷中东尤其是伊拉克困境,其国际战略处境趋于被动。其他大国抓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加快自我发展。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环境均有新变化、更趋复杂。中国对外战略更为系统,中国外交整体推进、成效卓著。     

数字技术创新与国际战略竞争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其也给国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压力，网络攻击成为国家难以回避的安全威胁，数字技术能力及其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激烈论争。为缓解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家的总体应对思路可概括为实力路径和规范路径。就实力路径而言，无论是网络威慑还是同盟合作，其核心都是寻求数字和物理空间实力/影响力的有机融合。就规范路径而言，尽管国际社会推动网络和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努力有所进展，但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体系大国就相应国际规范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的转型，但尚未给国际冲突带来颠覆性变化，其原因在于目前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水平仍难以突破传统军事能力的约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仍将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所在，而推动同盟/伙伴关系拓展至数字空间以及国际规范论争，也将是数字时代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社会网络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动员

"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使其成为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它在兴起过程中成功的战略动员,集中体现了当代恐怖主义的"进化"与变形。首先,它通过开动"国家"机器,编织了一张可供战略动员的恐怖主义社会网络;其次,它通过配合使用媒体、人力与财政三大战略动员手段,汲取了充分的国际关注、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源;再次,它通过与"基地"组织的战略竞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扩张和向国际社会输出暴力的对外行为,力图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其治下的政治秩序。长远来看,"伊斯兰国"庞大的恐怖网络和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将使得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克服其战略动员造成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举措予以应对,以求有效化解这一组织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秩序不断加深的威胁和挑战。     

对当前主要大国安全战略调整的看法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性挑战凸显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面对异常多变的国际安全环境,美、俄、英、法、日、印纷纷强化安全战略谋划,意欲趋利避害、增强主动,主要大国安全战略调整既各有侧重、又不乏共同之处,全球化与多极化新时代的大国战略博弈将更为复杂激烈。     

现代政治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

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调整变革。面对大变局的历史走势,美国意图以冷战时期的联合阵线推行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重拾政治战作为大战略的重要手段。现代政治战不仅延续了意识形态争控、非战争冲突较量等传统模式,还结合时代之变、科技之变,综合运用舆论战、认知战、混合战等冲突形态,将西方的体系化霸权优势转化为全域政治战攻势,并在俄乌冲突中验证了其战法及效果。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政治战在美西方的历史传承和当代演变,呈现当前大国博弈在政治领域的复杂对抗态势,审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政治战风险,为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供借鉴和思考。     

中国为什么不结盟?

大国崛起进程中往往面临安全压力增强的挑战,结盟成为缓解或化解安全压力的一种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崛起的安全压力有所加大,结盟与否也引发了热议.审视当前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其原因并非政策失调或伙伴关系事实构建结盟,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具有内在合理性.冷战后大国结盟已经不再,中国适时推出新安全观以摒弃结盟顺应了时代潮流.未来中国是否需要结盟必须基于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切忌因损失厌恶或基于未来的恐惧而盲目结盟.     

坚持和平崛起: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这是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是中国在自身迅速崛起进程中寻求世界共赢的长期战略,也是中国在世界上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表现,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现阶段中国实现和平崛起, 就要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把握机遇,创造崛起的环境和条件,为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稳定作出贡献。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

进入新世纪,伴随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对外战略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05年以来小泉内阁加紧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造成日本同中国等亚洲邻国关系更趋恶化。中日关系的改善还需两国付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合肥市率先奋力崛起的三大战略问题

合肥市率先奋力崛起必须突出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坚持“工业立市”,强化合肥率先奋力崛起的主导力量;二是壮大县域经济,培育合肥率先奋力崛起的后发优势;三是优化城镇体系,构建合肥率先奋力崛起的空间载体。上述三大战略问题的内容和途径虽各不相同,但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前两个战略问题是合肥率先奋力崛起的两大主力,后一个战略问题是合肥率先奋力崛起的空间依托。     

韩国的FTA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长期奉行“贸易立国”的韩国对外依存度极高,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低迷。为抢占世界市场,缓解能源危机,扩大地区影响,韩国大力推行FTA战略。与多国展开FTA协商(谈判),争做世界贸易大国。设立专门机构,完善配套政策,使FTA走向制度化。韩国的FTA战略对我国不无借鉴意义。中国应尽快确立FTA战略,加强对FTA的系统研究,建立专门机构具体组织实施FTA战略。     

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重视的中国特色议题.本文从战略评估的角度对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中美海上竞争以及中国周边秩序调整等三大类议题进行了分析.南海问题的源起、演进与大国政治密切相关,受制于美苏争霸约束.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海洋秩序调整成了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中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考虑支持这一制度系统,对海洋制度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并无充分准备.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美竞争的不是制度而是权力,这是众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导致南海波澜再起的重要原因.从当事国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已经不是制度、权力之争,而是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如何使用权力的反应,中国远未到主导周边秩序调整的阶段.为此,中国需要塑造一种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互调适的战略文化,让不断增长的战略手段具备更加匹配的战略目标,只有两者协调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国际战略形势的乱象及其根本原因

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图景是经济低迷、政治动荡、欧亚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国际军事竞争抬头、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国际体系及其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价值基础、以及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全球化加速发展、非西方国家普遍崛起、多元化世界面临全球性挑战。如果上述问题持续存在,世界可能仍将在乱局中挣扎。在2015年甚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世界还将出现新的混乱与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