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热点述评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对其多有著述,分别从不同侧面、多个视角给予较为详尽的论述与评价。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告,文中告诫国民党政府“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远宁认为,这是蒋介石首次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演变之我见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史学界一般划分为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三个阶段。其时间划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6年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前为抗日反蒋阶段;从1936年“五五通电”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为逼蒋抗日阶段;从西安事变至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联蒋抗日阶段。     

“安内攘外”政策的形成及其破产

《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发表了张文和、李艳译的《国民党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及其破产》一文,把“安内攘外”政策分为形成期,确立、发展期,变化、破产期,阐明各阶段的特点。 1931年——1932年6月为“安内攘外”政策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第一小阶段,是到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爆发。这个时期的特点     

蒋介石为什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和外剿共"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基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认为面临对日本和共产党的"两个战争",国民党受到"两面夹击"。他说,"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严令"先清内匪,再言抗日",声称"中央现在以平定     

中共何时提出"反蒋抗日"?

“反蒋抗日”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针。就其起始 ,一般多说起于九一八事变 ,认为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即提出“反蒋抗日”或“抗日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1。事实上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是“打倒各派国民党”,“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共已提出和实施“反蒋抗日”呢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一、“反蒋抗日”和“下层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在 9月 2 0日、2 2日、3 0日相继发布了 4份重要文件 2 。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等口号 ,号召…     

＂十四年抗战＂的说法早就有？

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对此,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孙宅巍回忆,199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60周年纪念日,他到沈阳去参加研讨会。会上,东北的抗战史研究专家就提出,抗战应该从1931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如果不这样看问题的话。     

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析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是在其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所推行的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对于这一政策,国共两党史料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本文试就这一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作一粗浅缕析,不当之处,期求史学界指正。     

“满蒙危机”与九一八事变

“满蒙危机”与九一八事变史桂芳１９３１年发生于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地侵略中国的事件，是日本政府长期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原因，中日学者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本文想就九一...     

抗日与统一和安内攘外──与贺新城商榷

抗日与统一和安内攘外──与贺新城商榷刘庭华，岳思平《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发表了贺新城同志的《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一文，文章提出＂统一＂是抗日的前提的观点，不顾＂攘外必先安内＂的特定含义，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     

论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中陈独秀同中共合作的倡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人民痛心疾首,奔走呼号抗日救国。各个中间势力的政治派别、社会名流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都十分活跃,纷纷提出挽救时局的主张,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民族矛盾骤然上升。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陈独秀也积极地提出了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初,陈独秀连续发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斥责蒋介石专门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的表现,“直是引虎自卫”;针对     

走向深渊的误国逆行——蒋介石与“攘外必先安内”

1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究其原因,除了蒋介石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抗日三天就亡国”和“依赖国联公理裁决”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攘外”典故出自《宋史》,左拾遗张齐贤上宋王书,本是治理国家的一般原则,并无特定内容.时宋高宗在内部尚不平稳的情况下,欲北征幽蓟,以扩展疆土,众臣附议.唯左拾遗张齐贤进谏曰:“臣闻家众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攘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     

全面抗战前中共抗日的话语叙述与政治功能

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前,中共抗日话语叙述在不同时期发挥的政治功能也呈现差异。长城抗战前,中共"反帝抗日"话语主要发挥政治导向功能;长城抗战到红军长征前,中共"反蒋抗日"话语主要发挥抗日动员功能;在红军长征时期,中共"北上抗日"话语主要发挥对红军长征的激励功能;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联合抗日"话语主要发挥抗日统战功能。中共抗日话语叙述演进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话语主要反映出先抗日与先安内主张的差别,而国民党"安内攘外"话语最后让位于中共的"联合抗日"话语,并形成国共合作和全国联合抗日格局,显示出中共抗日话语具有激发和推动全国民众抗日浪潮的政治功能。     

试析二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1931-1934)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在全国范围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不仅奋起抗日,而且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办派的抗日反蒋倾向,确立正确的策略方针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考察和分析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不仅有助于深入     

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促使下建立的,它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决定成败的重大意义。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依次递进的三个形成阶段。然而,它的制定又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试论1937年-1940年苏联的“援华抗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中国,随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崛起并不断扩张,使苏联被东西夹击的危险与日俱增,苏联对华实施消极的“联华防日”政策。一方面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恢复两国邦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另一方面,又谋求与日妥协,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大力支持中国抗击日寇,却拒绝对日作战。本文拟对其“援华抗日”政策及其原因,加以探讨。     

罗登贤对东北抗日斗争的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国东北,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下,东北的大好河山迅速沦于敌手。在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红军东路军入漳与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入漳,攻占了漳州城。这次战役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年是红军东路军入漳80周年,重温这段光辉的历史,将给予我们历史的启迪。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的有利机遇1931年9月，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在这时，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妥协退让，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上．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到1932年2月，短短4个月时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民族危亡关头的不屈呐喊

好男儿慷慨赴国难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广为传诵的民谣小调,如泣如诉，如怨如怒，充分表达了人民大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和对国民党军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回顾与思考

不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是毛泽东最先针对国际反动势力以非战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研究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抵制“和平演变”,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