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与公民参与的内在契合

公民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中的核心构成要件。最大限度地让公民真正参与评估,是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制度化和多元化的着力点之一。强化公民参与实质上就是推进绩效评估的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在广度、深度与范围上拓展必然有助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民主化程度的加深。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其绩效评估中,评估主体、评估信息呈现出实质性的政府垄断,公众参与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因此,调整评估主体,使其组成多元化;发展电子政务,创新政府绩效信息提供方式,促进信息公开化以及重视和提高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能力实属当务之急。     

公众参与视角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重塑之思考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公众与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程序、标准来评价和测量地方政府绩效结果而构建一种制度框架。然而，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出现导向功利化、手段目的化及结果利益化的弊端，致使评估体系地方政府行为偏离公共导向、社会出现不稳定及央地关系发生失调。其实，现实中评估体系中的公众参与缺位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构建公众参与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我们可以有力地改变当前公众参政素质不高的现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铺垫公众基础。     

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重构：现实逻辑与路径选择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缺少法定评估主体，人大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没有切实发挥作用，公众参与评估过程中存在操作性问题，缺少专业化的民间评估机构。因此应设置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定机构，委托专业民间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提高公众评估所占的权重。     

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的主体地位

建立确保公众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的长效机制,要求政府要大力发展政治文明,更新传统价值观念,树立正确政绩观,实行政务公开,加强绩效沟通,建立制度化参与途径,建立便于普通公众理解的绩效评估指标。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对提高政府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中受到了广泛关注。文章从政府绩效评估的意义、以及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说起,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提出改进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要从解决评估主体、客体以及评估方法等问题方面,建立科学化的绩效评估体系;培育多元化的评估主体;树立以公众为本的绩效观,从而使绩效评估真正成为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推进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难点及对策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国际化的政府改革潮流，已引起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政府绩效评估有助于政府树立责任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有助于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并最终有助于提高政府绩效。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难点的剖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多元主体的政府绩效评估重构探究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将越来越凸显出其实践价值。然而,审视当下我国流行的主要政府绩效评估模式,明显存在着诸如可信度不高、形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多元主体政府绩效评估模式意味着公众意志的整合与表达,尤其是关注了政府责任意识与合作政府理念,从而在主体构成方面能够确保评估工作既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实现程序公正;又要保证实体公正,实现评估结果的高度公信力。这意味着,只有把公众本位贯穿于政府管理的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政府绩效的核心评估标准,建立和谐的多元评估主体关系,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政府绩效,形成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有序治理局面。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治道变革———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是增强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     

我国顾客导向型警务绩效评估机制的构建

"顾客满意"是政府绩效管理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化政府绩效改革和世界警务绩效评价趋势的推动下,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安行政必须积极探索新型的警务绩效评估机制。而构建顾客导向型警务绩效评估机制正是有益的尝试与探索,其路径选择包括树立顾客导向的警务绩效评价理念、建立公众满意绩效评估体系和完善以公众评价为主导的警务绩效评估机制。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贫困大学生人生意义与生命愿景的关系探究

采用中文人生意义问卷和生命愿景量表对477名贫困大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在人生意义总分、人生意义体验上,独生子女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在人生意义体验上,城市生显著地低于乡镇生；在生命愿景总分上,男生显著地低于女生,城市生显著地低于乡镇生；在人生意义寻求、生命愿景等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生命愿景、生命控制感上高人生意义者显著地高于低人生意义者；人生意义寻求对追寻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生意义体验对生命控制和积极的生命意义都有显著的预测效用.     

警察危机干预研究

危机干预在警务工作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危机的处理,二是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干预。无论是从公安实战需要出发,还是从世界警察教育、培训的趋势来看,进行警察危机干预的研究和加强对警察危机干预能力的培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

在近代刑法学术史上,西方国家曾经围绕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对立,就刑罚价值取向和量刑公正标准量刑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报应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罪行轻重相适应",目的刑论认为"刑罚轻重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最后在两者之间形成折中主义刑罚论,认为"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事实情况都是影响刑罚轻重的因素",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采纳。根据现行刑法第五条规定,我国量刑公正标准属于折中主义刑罚论,表现为"罪责刑相均衡",其精髓在于:刑罚的宽严程度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互适应",因此,正确处理法定刑、量刑情节与宣告刑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唯一途径。     

党章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章,始终把制定和完善党章、学习和贯彻党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形成的正确理论路线纲领载入党章,用党章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论地役权的范围

地役权是物权法定原则下,最具灵活性与变动性的他物权。当事人双方通过订立地役权合同,规定了地役权主要内容。其中地役权的范围关乎地役权人行使权利的方式和限度。然经济的发展、需求的提高,地役权范围必随之变动。地役权人是否可依照变化后的地役权范围来行使权利,关系到供役地的利益,亦关系到地役权的存续。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下,如何在物权法定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之间进行协调,是讨论地役权范围变化的核心环节。     

列宁法制统一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民族的俄罗斯传统中固有的地方主义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法制统一的实施。为了实现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法制统一，列宁认为，要制定反映人民意志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确立国家法制统一的基准；完善法律体系，构筑国家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保证公民守法、行政机关严格执行和法院公正司法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关键实施环节；设立检察机关厉行法律监督，则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制度保障。形成于苏俄革命胜利初期的列宁法制统一思想，对于当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消解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负面影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权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新型政治空间生成过程中的团青关系研究

团青关系的本质是在党群关系决定下的党的青年组织与青年群体的关系,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独立性与工具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统一的特征。在我国基于政党一国家一社会三个主要主体形成的新型政治空间结构中,团青关系面临着共青团的政治性目标与青年的社会性目标之间的失调、青年发展场域的分化分隔与团青关系作用场域的单一之间的矛盾、以青年为竞争对象的社会主体增多与团组织竞争力减弱之间的矛盾、以及团组织所受环境约束增大与组织控制力降低的双重压力等新现象和新问题。为此,密切团青关系的行动框架,一是要以建立和巩固共青团和青年群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为行动基础,二是构建与党的历史方位相符、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融、与青年主体特征相适、与社会环境要求相配的共青团改革路径。     

泛消费、去技能与再组织：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性零工经济何以可能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零工经济的兴起已然成为时下就业领域最热门的现象之一。其中,以日常生活服务为导向的基础性零工经济得以盛行离不开以下因素：社会的泛消费化意识形态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消费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从而为基础性零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基础性零工经济所秉持的去技能的劳动形式与劳动内容,则满足了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本质需求,使得扩张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涌入成为可能;零工经济所特有的算法加持下的劳动控制,则实现了平台从信息中介向零工经济再组织者的转变,推动了整个社会都投入到零工经济的维系之中。尽管零工经济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但是其带来的劳动不稳定性问题依旧值得全社会深思。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之研究

当前在我国有关刑事司法改革特别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的讨论中,理论界有不少学者过于关注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相反却忽视了对刑事被害人、证人、举报人及特殊诉讼主体———警察的人权保障研究,有的甚至大声疾呼要"削弱"警察权,从而使部分学者陷入了"只有限制警察权才能保护人权"的怪圈,警察人权保障状况趋于恶化,而被害人、证人、举报人的人权保障也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为此,应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研究予以反思,以引起我国理论界、立法机关和公安、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确保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与人权保障研究沿着科学、正确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