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就是政府管理要充分体现“公共性”,即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等要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因为公共行政的权力是公众所授予的,行政权力的存在和活动是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所以公共权力的主体在管理公共事务时,应该执行公共意志,谋求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的。本文论述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伦理价值追求的原因,价值蕴涵并提出了路径选择。     

论公共行政的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实质是谋取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行政需要伦理精神的引导和支撑,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公共行政中凸显正义、责任、诚信、宽容、奉献的伦理精神,是实现社会和谐善治的重要保障。     

“新公共服务”的公共理性诉求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替代性研究路径,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用市场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来重塑行政理念和价值,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方面,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得到了不少的赞成和肯定,但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鲜有兴趣.而以美国学者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公共行政价值追求的旗帜,将管理主义者边缘化了的公民权、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价值量度重新置回行政话语的中心,而公共理性是实现以上公共行政价值观之基础,可以说,公共理性是新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理论诉求.     

论公共行政正义三重伦理维度的统一

人性的根源与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行政伦理解读的多重维度。作为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包含了义务论、目的论、德性论等公共行政不同伦理视角的全部主题。统一伦理以公共行政正义作为这三种相互冲突的道德哲学统一与平衡的价值基础,体现了在现实行政实践中三者相互矫正融合的思考路径,从而提供了一种在行政实践伦理决策中和解价值冲突的伦理应用系统。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比例原则与构建中国公共行政利益和谐

比例原则本质上反对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所谓“公共利益至上”，从实现行政效益和全面均衡、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规范行政行为。社会和谐最根本的是利益的和谐，即包括：国家、法人、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益的社会和谐。但是，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的倾向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存在问题。因此，构建中国公共行政社会利益和谐，中国公共行政必须引入和贯彻比例原则进行价值选择的重新定位，克服“公共利益的国家或者政府本位”。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价值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的形势下、需要研究今后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对公民的意义,是公共行政的应然状态.人本、责任、效率、公平、秩序、廉洁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主要价值.要从这些价值理念出发,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公平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与节约政府.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     

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思想史连续性中的概念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开始成为流行术语,它与传统公共行政成为同一研究领域中两个难以区分的概念。本文试图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分析。作为独特的研究领域,公共行政的界定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存在着范式论争、分离与危机,只有整合公共行政的主流范式与非主流思想,把公共行政的制度性定义、宪政主义定义、规范性定义及组织性定义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共行政框架的丰富性。公共管理作为一整套旨在提高效率的经济理论的产物,其价值取向的偏狭性和"公共性丧失"的危险性使它不能脱离公共行政的根基而存在。促进二者的融合是思想史的历史选择。     

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分析

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众多利益主体的博弈,而公共利益取向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就是要通过公共行政改革,建立市场化、透明化、民主化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立和完善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公务员任职培训

在对公务员任职培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过程中 ,我院的公务员任职培训逐步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 ,兼顾知识和能力训练的培训特色。以问题为中心开展任职培训 ,是把本职工作研究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 ,本职工作研究又是以问题为中心开展任职培训的主线 ,并贯穿于培训的始终。实践表明 :这种培训方式 ,对于公务员的任职培训是较适宜的 ,它能较全面地体现公务员培训的特点 ,能较为有效地实现任职培训的目标 ,对促进行政学院自身建设也有重大作用     

从公共行政人员角色变迁看行政伦理

在转型期 ,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缺失显得不可避免 ,尽管有各种解决方案 ,但行政伦理仍然不可或缺。但对“公仆”的传统定位无助于形成合理的对行政伦理的理解。引入当前政府治道变革中的“顾客导向”使得公仆的定位回归到应有的位置 ,在这个维度行政伦理同样重要 ,且有助于实现公众期望与公共行政人员行为的契合。在此基础上 ,行政伦理制度化刻不容缓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职务犯罪中“从事公务”问题探析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基本依据。对于“公务”应从职务犯罪侵害的客体 ,《刑法》第 93条关于从事公务人员范围的规定 ,以及公务与劳务的关系入手 ,才易于对公务的内涵形成共识。刑法意义上的公务仅指具有国家管理性质的公共事务。公务与劳务相区别的关键在于某种活动是否具有国家权力性和管理性。相应地 ,所谓从事公务就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务行为 ,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     

拓展训练与公务员能力培养

公务员能力培养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行政学院根据当前新的形势和任务发展趋势的要求,积极开创公务员培训新思路,不断创新公务员培训方法,把拓展训练这种体验式学习新方式引入公务员能力培养的教学工作中,探讨如何发挥拓展训练在公务员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与完善。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与借鉴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是当代西方的两种公共行政理论流派，其中新公共管理已成为主导模式，新公共服务着力于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结合我国国情，吸收这两种理论的优秀因子，对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透视"公共"的概念--"公""私"关系分析

理解"公共"的涵义并分析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应该成为研究公共政策的起点.本文以公私关系的分析为切入点,从市场理性、公共行政、公共物品、公共职能等多角度透视了"公共"的概念,对公共的实质性内涵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WTO与公务员公务语言的使用

作为WTO的成员国,要求公务员要熟练掌握、准确使用规范的公务语言。针对目前公务语言使用中的问题,建立公务语言训练系统,加强公务语言训练,有利于维护政府和公务员的形象。     

公序良俗与行政公诉

公序良俗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学者创制的,其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承担着特殊的连接使命,而行政公诉制度也因其独特的制度价值受到学界的关注.事实上,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当前各国都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鉴于我国社会目前的道德局面、公序良俗之保护状况,在得出公序良俗须进入行政法、行政诉讼调整范围的结论的同时,应当在有关公序良俗的立法中突破"反射利益"的定位,适当放宽我们解释诉之利益的口径,赋予公民就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问题向法院告诉的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