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本来是个好东西

<正>标题的意思很清楚,"问责"本来是现代科层制度下的一个好东西。有了问责,就能规范公务员的日常行为,就能使他们对自己应做的事情负起责任,就能奖勤罚懒,就能对庸官和昏官进行规训。在百度搜一下这个词后更知道:"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     

“号称”与吹牛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领数十万兵马问罪伐吴,号称“百万”大军,以壮军威。一个夸大其实际军力的“号称”并没有吓倒东吴,孙刘联手赤壁一战大败曹军,不可一世的曹操只落得个“强虏灰飞烟灭”,焦头烂额,仓皇北顾。也许现代意义上的“号称”一词,恐怕出处就来源于斯。作者罗贯中好生了得,一个“号称”一词,叫后来的天下人为之倾倒、频频使用,越用越火,以至今天“号称”一词信用缺损,道德缺失。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落实最需担当,问责也是尽责

正"瞪起眼来"真问责、严问责,对责任人员应追尽追、一追到底,才能防止"制度空转",促进党的纪律执行到位。广东多名厅级干部"假装治污"被问责,贵州通报4起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江西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治理问责1180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之际,各地公开曝光部分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坚决的处理态度,果断的     

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化

深沉的理性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风暴"式问责的局限,应该让问责常态化,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并在技术设计上加强,"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问责法治化还须监督法治化

正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530余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8000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追责。在严厉的问责声中,我们惋惜于一些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同时也欣慰地看到,一个新的政治生态系统,正在悄悄地构建!问责让党员干部神经绷紧,振作"认真",不敢轻松躺在权力上"睡大觉","睁只眼闭只眼"的现象大大减少。当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问责,大都属于事后问责、突击问责。而真正具有震慑性的问责则应是     

加大问责力度 唤醒责任担当

正《当代广西》第16期刊登的《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失职失责行为作出"制度化问责"要求,加大了问责力度,给官员戴上终身"金箍圈"。对党员实行终身问责,不仅进一步在党员干部中增强了终身问责的效应,以敬畏之心消除侥幸之心,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在实行的终身问责中,必须做到无论谁都要大责小责必问,不存在例外,不存在禁区,让问责切实落到实处。常言道"法不明则不治,令不行则不严",就是以     

莫忘问责“初衷”

<正>问责已成为约束权力责任的重要手段和激励担当的重要举措,在唤醒各级干部责任意识、营造履职尽责氛围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和不断坚持。问责的初衷在于发挥"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教育和惩戒作用,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尽责。然而,一些基层问责或多或少正在走样,凡事必设问责机制,凡错必行问责举措。少数地方、部门存在着基层问责泛化简单     

问责是治“不为病”的“特效药”

正在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之后,再读《当代广西》第16期《〈问责条例〉的"鞭子"要打出担当作为》一文,感触很深,启发很大。概而言之,问责是治"不为病"的"特效药"。从整个干部队伍来看,我们的干部总体上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但也有个别干部患有"不想为""不愿为"的思想病,得过且过,甚至"踩红线"、乱作为,影响了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问责条     

本月组织生活提示

正全面从严治党唤醒责任意识7月中旬,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作为我们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问责条例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向全党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从规定6种问责情形,到明确7种问责方式,再到规定问责时限、实行"终身问责",1700余字的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1.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     

问责“三问”

正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问责议案,并将市直管部门纳入监督对象实现"全覆盖",对结果运用也作出具体规定,使得人大问责更具刚性,再顽皮的"孙猴子"也得按章办事。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行政问责的主体,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但在实践中,人大问责常常碰到这些问题:人大问责在什么情况下启动?怎样启动?问责的程序是什么?     

官员问责“短板”怎么补?

问责制度与问责文化,一个是骨架,一个是血肉,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保证和促进问责制的落实面对"7·21"特大暴雨灾害,有人说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既如此,谁来担责,这就引发了对政府问责制的再次发问:现有问责的"短板"是什么,如何补?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的几点思考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建议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行适当修改。总则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指导原则,规定问责情节,增加衔接条款。问责情形中,科学设定问责门槛,强化对政治建设失职的问责,加大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问责力度。问责方式中,统一规定问责影响,细化通报执行规定,完善对党组织的问责。问责程序中,明确启动机制,规范调查措施,限定调查时间,保障合法权益。问责保障中,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公开机制。     

健全合署办公背景下党内问责救济机制

正随着我国监察体系的建立,监察委员会将与纪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两种职能"的体制。在此背景下,纪委承担党内问责救济的职能并没有改变,正如党章第四十六条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除了具有监督、执纪和问责的职责,还要"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后,地方各省市党委等组织也相继出台了问责实施办法,在党内问责救济机制方面也初步形     

视点

<正>这样的问责规定显然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张嘴需谨慎"。问责"雷语"官员势在必行,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要从根本上给"雷语"官员治治病。上海市浦东新区最新出台的《浦东新区行政首长问责办法》中,正式将"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与职务身份不相符合等行为,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写入问责条     

干部问责要克服片面性和情绪化

<正>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以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在学习、宣传这一新规定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基于长期的实践对新规定的落实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建议。新的规定中,问责范围扩大到"党政",问责对象指向"领导",问责内容强调"决策",要求对党政领导干部共同问责,体     

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主要从问责要素分析的角度展开,基于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分析对象,建立"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结果"五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格局比较单一、党组织作为问责对象较为鲜见、问责情形设置不够均衡、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被问责官员无序复出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党内问责制应当将健全问责主体格局、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进行集体问责、设置均衡的问责情形、提高问责程序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和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作为五条具体路径。     

云南“问责风暴”

2008年3月初,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截至8月20日,先后问责542名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13人,迅速形成了一股问责风暴。其间,推出的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与行政问责制相互联系,形成了下级犯错、上级"连坐"式的问责体系,并逐渐成为一种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