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问责后官员的复出取向与职业发展

通过问责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责任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内容。而被问责官员的出路往往备受公众关注,他们的任意复出、悄然复出、带病复出、低位复出、异地复出等诸多情形更是饱受诟病。学界和公众因此而质疑问责的真正效果。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看,问责制意味着退出机制的制度化、规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又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致使社会上议论纷纷。     

官员复出关键要“听责于民”

正官员问责,关键在于突出"官过民责"、"责权在民",并使"听责于民"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被问责官员不断复出的消息引发争议,有媒体亮出"培养不易,能修不弃"的观点,并强调尽可能公开透明。但在笔者看来,这还不够。当下的问题主要有四:一是"悄然复出",有官官相护、私相授受之嫌;二是没有考核、不察民意,有主观主义、以领导好恶为转移之弊;三是罢官时间无明确期限,全由领导自由裁量,随意长短,有的甚至不到半年就复出,形同儿戏;四是有问责、无责罚,大多数官员都是原职原级复出,处罚     

“热炉法则”与问责底线

<正>对于"问责官员"复出,民众并不是反对他们的再次任职,而是反对他们"悄悄地"复出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     

微观天下

正"降级式问责"阻官员"悄然复出"8月11日,中纪委通报,原新疆阿克苏地委委员蒙志鹏因涉嫌违纪被调查,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降级式问责"新趋势引发公众关注。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级别"跳水"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凸显了国家处理违纪官员的新思路,使问责制更为灵活,更有助于将处分落到实处。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     

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主要从问责要素分析的角度展开,基于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分析对象,建立"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结果"五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格局比较单一、党组织作为问责对象较为鲜见、问责情形设置不够均衡、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被问责官员无序复出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党内问责制应当将健全问责主体格局、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进行集体问责、设置均衡的问责情形、提高问责程序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和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作为五条具体路径。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问责官员复出与问责制的系统思考

追究官员的责任应区分程度、定性准确、依法进行,从刑事、纪律、政治、道德等方面分别对待。应依据官员受到问责的性质分析其复出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官员复出的制度规定,提高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