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客观方面认定

为了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护金融机构和公众的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从源头上对信用卡犯罪作了较全面的立法完善,增设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认定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必须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客观方面予以认真的、深入的剖析,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所包含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时期刑事调解制度研究

陕甘宁边区妨害私人利益之罪的规定是对传统刑法本质理论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刑法思想的革新,并为刑事调解的运用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基于半干涉主义理念的要求,陕甘宁边区将刑事调解严格限制和控制在非严重侵害个人利益犯罪的范围内。刑事调解采用了群众、群众团体、政府、法院相结合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该模式充分体现了陕甘宁边区司法的群众化乃至社会化特色。     

刑法应增设“侵夺罪”

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某种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立法者应考虑将其规定为犯罪。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侵夺罪”。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歪曲事实、伪造证据,凭借法律权威公然强行夺取数额巨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与诈骗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均有明显的区别。     

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     

理性与情绪之间——读《贩卖毒品罪研究》有感

《贩卖毒品罪研究》以法益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就贩卖毒品罪的侵害客体、构成要件、犯罪形态、刑罚适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运用抽象危险犯理论对贩卖毒品罪的本质进行重构，并对现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一些误区进行了细致的辩驳和探究，对于重构贩卖毒品罪理论体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妨害文物管理罪

为加强对文物犯罪的打击，新刑法以专节规定了妨害文物管理罪。本文对该罪的构成，特征作了分析，对新刑法的规定作了立法评述，指出新刑法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中，类案归罪，刑罚量等规定之不足     

增设袭警罪的立法设计

增设袭警罪有利于预防、遏制袭警行为，完善、严密法律制度。可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妨害公务罪之后设专务规定袭警罪。要把握袭警罪与妨碍公务罪的区别，以及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妨害清算罪之认定

妨害清算罪是公司、企业、清算组的组成人员或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及财务人员在清算期间,故意实施了妨害清算的行为并造成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的利益的后果行为,其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在认定该罪时,要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妨害清算罪与几类相似他罪的界限,要注意几类特殊行为的认定。     

容留近亲属吸毒从宽制度之重构

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吸毒违法行为之帮助犯,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罪规定打击范围较宽泛,适用出罪或从宽制度的近亲属范围过于狭窄,有悖司法实际。通过类推适用理念,结合期待可能性理论引证,参考其他部门法相关范畴并兼顾利益考量基础上提出“类近亲属”关系,分析此类容留他人吸毒罪主体援引从宽处罚条款之合理性,以期能够实现打击毒品犯罪与人权保障相平衡。     

期待可能性视域中“自洗钱”入刑的教义学建构

“自洗钱”妨害司法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可罚性本质受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说“遮蔽”，亟待重视。期待可能性说因应刑事政策而变，为“自洗钱”入刑提供了理论根据。“不法占有型”与“非法经营型”两种上游犯罪不法侵害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上游犯罪本犯“自洗钱”，属数行为的成立实质的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对“不法占有型”，在量刑时应当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扣减洗钱罪的量刑基准。属于一行为的，成立想象竞合犯，应当择一重罪重处。本犯参与“他洗钱”的，如同“自洗钱”一样具有期待可能性。     

举动犯刍议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举动犯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其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能否以着手作为认定举动犯的既遂形态的标准。着手不能作为判断举动犯是否既遂的标准。举动犯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举动犯就是行为犯。     

浅析贪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行为

理论上,共同贪污犯罪可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两种情形。实践中,对不同情形的共同贪污犯罪,应根据各共同犯罪人的身份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定性。     

结果加重犯内在关系及法定刑配置之思考

结果加重犯是以基本犯为前提的一种犯罪形态。从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联系科学认识结果加重犯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客观分析其具体法定刑配置,可以看出,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配置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目标是应大致遵循一定的基本标准,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聚众斗殴罪的转化与自首

因涉嫌一般聚众斗殴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归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由聚众斗殴转化而来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行 ,应当认定为不同种罪行 ,从而构成自首。     

论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犯

就加重犯的法律性质而言,其中结果加重犯、包容加重犯、连续加重犯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其它加重犯则不具备独立犯罪构成,只是一种量刑上的概念。在加重犯的分类问题上,应当以其法律性质和法条规定作为双层标准,对加重犯进行分类。在加重犯的罪名问题上,不应当对其单独设置罪名,而应采取罪名暗示的办法。     

盗窃罪“定性加定量”罪名立法模式的否定与反思

我国盗窃罪实行的"定性加定量"的罪名立法模式违背盗窃罪典型行为犯的认知和无罪推定原则,以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乃至盗窃方式(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作为能否进入刑罚调整的标准,实践中还可能把定罪提前到公安机关的立案程序中,也不符合裁判消极的特征,在现实中容易纵容"小恶",违背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应该明确刑罚权的界限,恢复盗窃罪行为犯之定位,采用单纯"定性"罪名立法模式。     

期待可能性--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

期待可能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应从考察其哲学意义出发.从刑法哲学价值论上看,它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在犯罪论体系的体现;从刑法哲学认识论上看,它是以实体理性为主旨,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传统理论把期待可能性局限于有责性的范畴,没有认识到期待可能性的违法阻却作用.期待可能性的刑法阻却作用,不仅渗透到有责性,也渗透到违法性,具有"出罪"的刑事政策功能,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作用.     

加重基础问题研究

加重犯是在基本刑以外由刑法规定更重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它由加重基础和加重因素两部分构成.现行刑法理论对加重基础类型的认识过于狭隘.加重基础除基本罪以外,还应当包括加重犯和非犯罪的事实状态.     

结果加重犯概念之辨正

对结果加重犯范围的界定应以一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关于基本犯罪引起重结果而被加重法定刑的法律现象作为依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此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通说所界定的这一概念是妥当的。     

贪污罪与死刑的适用

对贪污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罚的公正性,侵犯了罪犯的人格,实践中也收不到预防犯罪的良好效果,但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条件而言,又不宜立即予以废除,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先从技术上严格控制直至最后完全废除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