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

建立在个体本位以及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论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核心主张为权利至上;该理论在处理国家与公民关系时,遵循中立性原则;在处理公民与公民关系时,遵循平等原则,其实质是形式平等、普遍平等.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存在以下局限性: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权利与责任严重不平衡;自由主义所谓的政府中立性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假的;政府中立性的主张,容易导致公民政治冷漠和公共美德的缺失;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普遍平等观漠视差异性.     

关于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探讨

马歇尔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到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由于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冲突及失衡而面临的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平等转向中,通过将社会权利的思想整合进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中,实现了公民身份对于社会权利的收编,进而借助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整合促进了自由主义自由原则与平等诉求的适度平衡。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公民身份体系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共谋。深入解读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对于科学勾勒公民身份的现实走向、揭示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一种以市场为中介的社会形态——齐格蒙特·鲍曼的“消费主义”思想解读

鲍曼阐述了以消费主义为主导,消费的性质、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消费社会。鲍曼的消费主义思想分析了以市场为中介的生活,通过诱惑而非强制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消费主义无不充斥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身份认同、自由空间中,转变着社会成员的认知倾向和价值判断。同时揭示了消费社会中自由的欺骗性,并强调集体的保障以及恢复公民身份的重要性,突出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共存的必要性。     

论我国的刑事诉讼与反对自我归罪原则

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这样的规定,即:"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迫承认有罪。"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对明确规定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面对检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这就出现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间存在的在反对自我归罪原则方面的矛盾,如何理解并解决这一矛盾是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不能回避而必须研究的问题。     

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公民身份表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与个人通过交互的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它随着根植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经过四次转变,形成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传统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公民身份理论要用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实现公民身份理论的本土化转换。本文在梳理中国公民身份形成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公民身份本土化的原则和路径选择。其中,尊重文化传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立足中国现实是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三原则,而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公民抗争的"自下而上模式"和公民社会带动的"中间协调两边模式"则是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三条适当路径。     

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政治发展选择

国家建设的前提是国家权力如何"立"得住的问题,而在解决了国家权力之后,公民权利便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现代国家存在的目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种种权利。在新中国,按理想的类型划分,如果前30年主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则是公民的经济权利。而在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先选择则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公民的社会权利。当社会权利基本完成以后,难以回避的问题将主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而只有好的法治体系才能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因此本文强烈呼唤"法治民主"。     

公民政治义务析论

西方政治学对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研究素为重视。在考察近现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走向权利时代"中的中国公民政治义务的内涵与类分作一初步论述,提出要把公民政治义务的履行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结合起来,培育健全的公民政治义务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公民政治权利研究

本文讨论了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两个相关而基本的问题。首先，本文将公民政治权利定义为：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实现人的内在需要的权利。并指出完整的公民政治权利由公共事务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联合行动权和知政权五个部分有机构成，阐明了公民政治权利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公民政治权利两方面的存在根据：既是人民主权的表现形式和民主政治的具体设计，因而作为手段而存在；也是人实现个体的内在需要的逻辑内涵，因而作为目的与价值，具有独立的意义     

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到文化公民身份的认同

本文以公民基本权利的分析入手，论及“文化”已成为公民权利和义务讨论的新维度，已成为等级划爱和身份认同的新维度。文章指出，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不仅应强调政府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诸多文化权利的有，保障，还应诉求公民在参与文化、消费文化、创造文化和保存文化等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由此，教育的责无宴贷、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政策的引导成为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到文化公民身份认同的关键环节。     

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这个概念反映了两层关系:一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某一国公民意味着享有该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包括请求国家保护的权利,同时也负有该国规定的义务,包括管理国家的义务;二是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相互尊重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关系下的公民社会,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精神也在逐渐的培育之中。     

公民政治权利实现:条件、制约因素与路径

政治权利是保障公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合格的公民是其个体基础,独立的公民社会是其社会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其制度基础。但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组织相对脆弱,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难以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应培育具有相应文化和技能的合格公民;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从法律上健全各种制度,确保公民真正享有政治权利。     

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及其“蝴蝶效应”

我国劳教改革的立法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涉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中央停止劳教既是法律决策也是政治抉择,是社会管理领域的创新,反映了政治家的法治思维及其对公民社会的回应。劳教改革未来可望形成推进我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增加司法机关工作量,推动司法改革进程,有利于建立统一和规范的有关社会管理处罚、制裁的法律体系等值得期待的"蝴蝶效应",但要警惕换汤不换药的权宜之计做法。     

公民权利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聚合点

政府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态度是明确的,但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工作中围绕公民权利问题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依然严重。公民权利问题造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后果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内在要素,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依据,我们要切实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培育理性公民意识。     

公共管理的后全能时代: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读《社会组织化发展与公共管理改革》一书

20世纪后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变化正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研究,那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因时代的呼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民意识越来越觉醒,公民权利诉求可以通过多种表达方式发出,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公民对社会组织自助、自救、自律的要求十分强烈,党的政策为这种研究提供着稳固的支点。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人”——对“公民”概念中国境遇的政治学考察

政治话语的变迁透视着政治文明的转型。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公民"概念的引进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开端,而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每一次转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每一次政治转型的需要,"公民"概念都被其它貌似相关而实有极大不同的概念所覆盖或取代。作为对生活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一般性称谓,"公民"概念的中国境遇集中体现了政治场域中个体社会成员的地位与境遇。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都存在身份的焦虑,对政治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意识形态身份政治再到法治下的权利身份政治的转变。     

公民身份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及其影响

公民身份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市既是培养公民认同与忠诚的重要中介,又是权利表达与权利斗争的重要空间。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民身份的扩展。在检视城市化发展理论局限的同时,本文还清楚地阐释了当下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价值,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突出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构建公民国家。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双轨路径——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理论分析

学界对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从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为探寻如何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思路。然而,这两种视角均有理论缺陷。基于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及对西方实践经验的检讨,我们将整合前述两种视角并构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即"双轨路径":一轨以政治参与作为政治权利为路径,另一轨以政治参与作为政治权力为路径,以此作为分析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起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看,中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正沿着两条不同路径并行而进,形成了独特的双向轨迹:从满足公民政治权利着眼,呈现出依序扩展公民政治权利的顺序图;从提升公民政治权力来看,展现出稳步提升公民政治权力的阶梯图。相比精英主义模式、民粹主义模式以及自由主义模式,由顺序图和阶梯图构成的中国"双轨路径"方案更贴切中国的实际现实,对于实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社会革命下的公民权——原初平等的刻写与想象之二

公民权是普通民众提升自己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国王通过解压平民和门客公民权的社会革命的路径不断获取王权。"死者崇拜"获取自身权利的范式逐步让位于不断改革和革命的方式来获取自身身份在社会和政治中的认同,选举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得以发展,由此,开启了城市的政治体制文明的进程,通过这些主题的建构从而刻写古代人的政治观。     

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人类的群体性活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在自然法条件下,每个理性的公民都设法把自己利益最大化,这种交集的必然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交易成本增加。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公民共同让渡出部分权利以契约的形式委托第三方代为管理,这便产生了公共管理。因此,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实现为基础,公共管理部门作为契约的委托人,必须在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随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决定社会公共管理走社会、市场、政府有机结合是有效实现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