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问题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社会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阐释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困境与障碍性因素；着重就农民工子女有效融入域市、促进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提出对策性思考。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在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积极引导其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行动中,社区是其城市融入的“共存空间”,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从“他者”到“群我”: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问题研究

中国“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识别的社会心理支撑,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和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的规范路径.     

流动时间与居住空间: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时空制约——基于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对其城市融入呈倒"U"形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机会习得"城市性",并在群体间"接触效应"中"去污名化",从而越有可能实现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一城市居住分异的"客观事实",导致其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对其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初探——社区工作介入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他们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采用优势视角的思维模式,可以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出发,逐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民生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探讨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加强民生建设,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民生建设层次低、速度慢、情况复杂多变等深层次问题,致使农民工在城市依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挤压式农民工市民化方式是农民工民生建设滞后的原因;加强农民工的民生建设关键是要坚持社会公正,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使所有农民工与市民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的进步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探析

思想道德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问题的重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如身份认同的混乱，存在“过客”心理；心理预期与心理承受能力反差大；精神生活匮乏，对政治缺乏热情；某些道德标准混乱，部分道德行为失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加强共享理念，消除城市歧视和户籍歧视；加强城市管理，把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建设纳入所在城市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探析

在城市发展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能力、意愿、价值追求、社会环境方面更为有利，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因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强权益保障等政策和工作的实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落地生根。     

浅析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

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却无法平等享受宪法规定基本人权之一的受教育权，严峻的现状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简要分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和解决办法，以期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美好阳光。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是城市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也是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关键。文章通过对广西南宁市农工的城市归属感、现代价值观念等心理层面进行考察，揭示城市生活经历对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产生的某些影响，亦即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程度。同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心理适应。     

城乡统筹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执行研究

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借助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论述了政策本身、执行机构、标的团体以及环境因素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两个大转型,这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只能有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综合来看,中国农民在抗御社会风险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中国建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施社会政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     

青年民工思想政治工作初析

青年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群体 ,目前存在许多问题 ,这是由农村到城市的转换造成的不适应 ,做好青年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社会 ,提高自身素质 ,适应新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是解决青年民工存在问题的重要方面。做好青年民工思想政治工作 ,有五种途径可资采用。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社会心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时期。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为中国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日益优异的基础和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青年发展呈现出许多崭新特点,在社会心理上的变化也更加突出,产生了许多新质。然而,处在社会转型中的青年社会心理也存在着一些矛盾特征。为促进青年的社会心理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必须努力从各个层面上优化青年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农民工既是我国城市化的产物,又是我国城市化滞后的表现,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这种独特性折射出农民工的非农化并没有带动他们的社会身份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如果没有社会身份的转变,农民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这里的关键是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统一的社会流动平台和基石,才能谈得上农民工实现了真正的社会流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农民社会流动与苏南社会政策选择——以昆山为例

江苏省昆山市对农民在社会流动中出现的二难问题进行认真反思,冲破传统制度文化束缚,打破心理区隔,树立平等观念,做到对农民工三个重新定位,并在政策上做到农民工与本地市民三个同步,从而推动了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农村80后外出务工女性的角色变迁研究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继1980年代的第一批农民工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的社会焦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其中的80后外出务工女性,在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心理特征和社会经历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与自我角色期望之间,80后外出务工女性经历了自我角色的主流化、觉醒、冲突、定位与多样化的过程.为此,我们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支持,通过整合社会各个层面的优势资源,为她们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谋求民生改善和社会改革的更大进展——“十二五”期间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探析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此期间我国社会发展具有五个阶段性特征：社会结构的调整进入突破阶段;社会事业的发展将进入起飞阶段;社会矛盾的化解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心理的调适进入自觉阶段;社会管理的运作进入创新阶段。这些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和社会政策,谋求民生改善和社会改革取得更大进展的现实条件。     

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研究

区域性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是预测心理学研究重点之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开展了与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相关的“社会指数”研究和关于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的实证性研究。作为基础和前提,对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问题开展的研究应建立适当的模型,设定相应的指标体系并遵循科学的步骤。准确把握研究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内容的目的,在于指导政府面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采取科学有效的危机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