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首推职能转变与体制创新。文章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中存在的诸如:行政主导型干部人事制度、部门权力与利益挂钩、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入手,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与管理创新的新思路:管理理论由“管制”转向“服务”;管理范围由“大政府”转向“小政府”;管理体制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

政府创新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重要引擎,是驱动社会全面创新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要建设一个精简、高效、廉洁、服务的创新型政府,亟须政府在理念、职能、组织结构、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从而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以政府创新推动创新发展,需要准确把握突破口和着力点,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市场监管方式、公共服务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和保护环境方式,努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基于"控制-嵌入-规范"框架的分析

府际结构、政社关系与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控制-嵌入-规范"框架。基于此框架,区分了三种典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并对三种地方政府创新的特征、优势及局限等进行了对比。创新类型的差异实则是地方政府创新核心机制和关键变量的区别。分析表明,控制、嵌入和规范机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逻辑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部分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复合联动：城市治理的机制创新与路径完善——基于杭州市上城区的实践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社会需求日益增长,城市治理结构创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传统公共行政困境,政府作为核心力量主导城市治理的同时,积极引导、吸纳市场主体和民间社会力量进行复合联动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的机制创新.其中,“多元主体复合”和“机制有效联动”是复合联动治理的重要特征.杭州市上城区复合联动服务的实践表明,实现复合联动治理机制创新一方面需要规范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解决政府主导带来的诸种弊端.完善复合联动治理机制,需要明确主体间的职责分工和分类复合标准,做好复合组织形态构建;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健全外部监督机制;规范内部运行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复合联动治理的长效机制.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互联网+"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它将推动政府职能重构、治理精细化及决策智能化,最终带来政府治理创新的变革。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政府治理又面临如理念、体制及方式等方面的挑战,为此,创新政府治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引入互联网思维,创新治理理念;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保障;推动公众参与,促进决策科学;加强数据开放,促进资源共享;技术与管理并行,推进安全保障。     

整体政府视角下跨部门政务协同——以行政服务中心为例

当下,政府治理“碎片化”制约着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进展,主要表现为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地方分割.构建“整体政府”是破解“碎片化”的根本之道.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是我国构建整体政府模型的试验场与突破口.行政服务中心通过整合机制、信任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修缮,以跨职能的团队合作、项目合作代替旧体制下的“碎片化”结构,并形成整体政府的“联合岬”.以此推开,从行政服务中心机制创新到政府体制改革,将有助于推动整体政府框架下的跨部门政务协同,从而实现党的十八大要求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     

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民主能力建设的路径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在嵌入乡村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就需要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都是基于人民主权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基础上的现代政府模式。进一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村民监督乡镇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合作治理方式,提高新农村治理的整体功效。新农村治理方式要努力由单一的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由"暗箱"治理转向公开治理,由局部治理转向全面治理,由只顾眼前的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复合治理：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为视角

市场主体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表明，“复合治理”能够有效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是当前中国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政府应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结合当前社会复合主体运行中的某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完善城市公共事务复合治理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思路与对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我们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变化的新趋势,在党委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社会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约束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绿色低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产业升级与低碳循环、区域联动与共同富裕、共享共赢与气候合作搭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链网结构;政府治理、企业支撑与公众参与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多元治理体系。当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形势严峻、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绿色消费拉动不足及创新驱动赋能作用有待提升等制约因素。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产业根基;有效联动国内国际市场,打造绿色命运共同体;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挥数字赋能效应;优化推进区域联动机制,铺就绿色共富之路;大力支持企业绿色创新,强化科技支撑;统筹建设多元生态治理体制,形成蓬勃动力。     

社会组织支撑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探究

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在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作为职能转移主体的政府和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主体的社会组织都存在着自身体制性的障碍.要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应锚定“善治”的目标取向,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建立政府购买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措施,全面深化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构建“三线四联”新模式 织密基层治理一张网

<正>沂南县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政务服务、融媒体等领域的职能融合、资源整合和力量聚合，建立“三线四联”网格化治理模式，构建适应新时代乡村特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一、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夯实“多方统筹”的基层治理架构（一）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把“创新网格化治理体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纳入全县机构改革大盘子统筹考虑。在机构和科室设置上，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国家治理转型的“三维”匹配

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挑战是推动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动力。政治共享发展、经济新常态与社会公平建设对发展型、政府主导型、效率偏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构筑制度认同实现共享发展;也能有效推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引领经济新常态;还能有效推动社会公平建设。从而能有效应对国家治理模式转型挑战,成为匹配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路径。匹配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路径在于构建一个以法治化保障、包容性增长和民生型社会政策体系支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逻辑——基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驱动的视角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关乎气候安全与人类未来,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活方式等的整体性变革与系统性创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应是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活力社会的共同驱动下,以碳治理、碳交易、碳普惠为有力抓手和实践路径的动态渐进过程。为此,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夯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治理基础;又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企业低碳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还要重视发挥社会公众在碳普惠驱动下自觉践行低碳环保理念的作用,构筑全民低碳行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