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探析——对湖北、广西200名农民工的调查

目前,农民工最迫切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上的问题,而对于政治利益的关注则相对非常少.尽管农民工政治参与困难重重,陷入边缘化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甚至是否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要着眼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为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和动力.提高农民工的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渠道.     

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探析——对湖北、广西200名农民工的调查

目前,农民工最迫切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上的问题,而对于政治利益的关注则相对非常少。尽管农民工政治参与困难重重,陷入边缘化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甚至是否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要着眼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为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和动力。提高农民工的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渠道。     

从自发走向自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嬗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但我们仍能够看到其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重视,使得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经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转变,即:从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化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这不仅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

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已经成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具有二维性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现了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农民工双重特性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在这种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融入”或“半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必须树立农民工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其政治行为的理性。     

青年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论析

中国现阶段青年农民工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以集体罢工、集体上访、集体抗议和自杀性威胁、报复、暴力活动、参加非法组织、参与串联活动等形式出现.青年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虽然获得了非农的职业身份,但在政治参与制度化的规制、利益代表机制的落实、组织化程度的深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这些都是造成青年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青年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国家还应为其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与形式.青年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亦即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及其实现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我国农民工应享有的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政治权利。本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出发，深刻剖析了现有体制下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其原因，指出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并从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入手，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低下、城乡二元体制、政治文化观念落后以及城市主流市民文化的排斥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为破解这种政治参与的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论转型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和谐社会构建——以广州市为例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直接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当前在广州农民工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着体制、经济和素质等方面的障碍因素,必须给予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平等权利、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畅通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才能加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力度,促进社会和谐。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因受政治参与途径缺失与参与制度不足等的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了困境.需要从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政治参与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局与对策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遭遇到"边缘化"困局。通过对"边缘化"困局形成的动因进行剖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路径: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实现从自发到自觉、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转变;增加参与渠道,强化参与效能;加强政治资源配置,推动分配合理化。     

以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素质和能力促进社会稳定

农民工在城镇里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造成农民工的行为偏激、社会心理不适,影响社会规范和社会健康发展.而农民工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要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素质和能力,则需构建起国家、社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群体"四维一体"的社会教育网络,帮助他们提升政治参与的素质和能力.     

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参与

文章认为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过程中 ,政治参与形态发生了由被动型到主动型、激情型到理性型、工具型到价值型的演变 ;为推动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 ,必须不断拓宽参与渠道 ,完善参与机制 ;实现政治参与现代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问题关乎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农民工问题又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社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既是我党确立的建设目标,又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当下农民工的参政意识、参政积极性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行为日趋活跃,渠道也日益制度化（村民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举报制度）及多样化等。但是,这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目标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本文拟对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价值与实现路径进行研究,以期引起全社会对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高度关注。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政治参与态度探析

农民工是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现阶段农民工面临的经济生活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问题却不太为人们所注意。而实际上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态度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还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剖析了当前农民工存在的不良政治参与态度表现及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维系政治稳定的政治参与机制分析

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政治管理要求政治参与有序,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行为有效,只有有序且有效的政治参与才能维系政治稳定;政治参与制度化和法制化是建立有序且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的必然选择。     

农民工城市适应性与城市治安问题

农民工群体的治安问题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农民工犯罪具有群体性和年轻化特征。要帮助农民工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使他们适应城市环境。要开展法制教育,使农民工知法、守法,能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应该对农民工采取实名登记、属地管理、集中居住等管理方式,实现其身份的显性化,改变其边缘地位。同时,要从社会保障、政治民主等方面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保障其权益。     

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性价值——论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要突破传统的静态稳定观,逐步构建以民主、发展、机制、可持续为核心的动态稳定观.多党合作制度是构建动态稳定观的重要途径.在价值判断层面,政党关系的和谐性与多党合作制度运行机制设置的合理性,使多党合作制度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本质优势;在现实判断层面,多党合作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并未发挥充分.因此,需要在观念上突破"革命惯性"的窠臼,充分认识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性价值,努力提升其制度化水平,打造现代政治文化.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分析

尽管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但有序的政治参与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有序的政治参与应该是合法、制度化并且有节制的,它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以及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实现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我们需要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培养适于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素质.     

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价值——以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

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主要是从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政治秩序问题的,它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为视角,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入手,可以探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价值,展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与优势,进一步彰显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意义.     

论互联网对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互联网拓展了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途径,提高了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能力,扩大了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影响。有效规范网络时代公民非制度化参与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拓展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规范网络行为,坚决打击利用网络危害社会稳定的非制度化参与活动,最终将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纳入制度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