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政治意识考察——以孝感市1000个案的调查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提升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现代性。这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的时代性较明确、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式———选举的基本认同、现代“公民”意识初步形成、政治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政治认知基本理性并具一定水平。农民工政治意识正沿着传统———现代的主路径演进。但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功能的不完整、欠缺和城镇化推进的内生性需求严重不足所产生的逆城镇化暗流限制和削弱了这种提升的力度和效用。农民工非现代性政治意识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滋长着。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意识的严重功利性、传统臣民政治意识依然较浓、政治价值在一定层面上的扭曲、反体制和反规则的流民政治意识潜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出现政治参与的态度冷漠与热忱并存,制度化参与渠道虚置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问题,这些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们要合理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既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低下、城乡二元体制、政治文化观念落后以及城市主流市民文化的排斥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为破解这种政治参与的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及其实现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我国农民工应享有的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的政治权利。本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出发，深刻剖析了现有体制下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其原因，指出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并从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入手，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村改居”后推进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至今，“村改居”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基层自治组织形式变迁趋势。在农民变市民、村委会改居委会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凸显出自觉性政治参与意识不强、理性政治参与能力薄弱、组织化政治参与成效微弱、政治参与延续性不足等现实困境，破解此难题应从扩大社区政策制定的合公益性、加强制定社区政策过程的科学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变迁与政治参与模式革新、主流政治文化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提供保障与导向等必要性与可行性层面进行整体性分析。     

农民工“五难”与城市和谐社区的建构

农民工问题是牵涉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思想、行为特征表现出与农民和市民不一样的特殊性,而农民工的反社会行为已成为影响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个不和谐音符。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的经验方法,从理性层面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问题化”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立足城市社区建设,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五难”问题的解决路径。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局与对策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遭遇到"边缘化"困局。通过对"边缘化"困局形成的动因进行剖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路径: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实现从自发到自觉、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转变;增加参与渠道,强化参与效能;加强政治资源配置,推动分配合理化。     

从政治文化视角谈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其融入城市的必要保障，当前影响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现代的政治文化，只有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培养其法制观念和塑造其独立的政治人格等，才能为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提供适宜的政治文化环境。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因受政治参与途径缺失与参与制度不足等的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了困境.需要从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政治参与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     

论转型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和谐社会构建——以广州市为例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直接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当前在广州农民工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着体制、经济和素质等方面的障碍因素,必须给予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平等权利、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畅通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才能加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力度,促进社会和谐。     

“街头起哄”、“围观宣泄”与“报复性抗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无序的应对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地位、利益有明确的意识,并希望以自己的政治行为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作为边缘性社会群体,其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反体制和反规则的游民政治意识潜生,出现了“街头起哄”、“围观宣泄”、“报复性抗争”等无序政治行为.为此,要创新社会管理,采取相应措施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序政治行为.     

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探析——对湖北、广西200名农民工的调查

目前,农民工最迫切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上的问题,而对于政治利益的关注则相对非常少。尽管农民工政治参与困难重重,陷入边缘化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甚至是否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要着眼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为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和动力。提高农民工的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渠道。     

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文化逻辑——一项来自城市农民工安全经济学的分析尝试

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构成了农民工行为分析的主要逻辑。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遵照"安全第一"与理性选择原则,建构起了一种生存层面安全、经济技术层面安全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安全三者统一的安全经济学。这为地方政府制度建构与制度过密化防范提供了切入点。     

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探析——对湖北、广西200名农民工的调查

目前,农民工最迫切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上的问题,而对于政治利益的关注则相对非常少.尽管农民工政治参与困难重重,陷入边缘化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甚至是否定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要着眼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为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和动力.提高农民工的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渠道.     

增权理论视阈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介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性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和中国社会良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运用增权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性问题进行解读,自身权能的缺失和无权感使他们难以对城市社会产生归属感,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社会工作的干预和帮助,挖掘其潜能,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增强对权利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无助感,实现增权。即个体层面的增权：提升主体意识,增强认同感;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提升社会交往的层次;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话语权。从个人能力、人际交往、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进行增权,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融入问题探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这标示着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量农民工将脱离农村融入城市,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大批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心灵却并未融入,文化隔膜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主要阻碍之一.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需要政府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体现人文关怀,为他们的城市融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在城里打工的心态差异,提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乡双重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并且从理性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探讨立足城市社区建设,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解决路径。     

论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抉择

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源于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架构整体上的不可通约性所造成的。当制度发生变更后,其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积淀使这种断裂实际上藕断丝连。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将对这一传统如何抉择?“内圣”开出“新外王”是新儒家的抉择;摈弃传统,走出政治儒学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抉择。本文则认为,应在现代性社会建构框架内对儒家政治文化传统进行重塑,力求对传统整体构架中与“现代性”相一致的支离破碎的自由观念在现代性社会构架中得以“抽象的继承”,并使这一传统在摆脱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宗法家族制的社会基础上消解其专制性特征,从而赋予其现代自由民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