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型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国家工作人员以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名义交付请托人理财本金索取或收受没有明显偏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固定收益,能否以受贿论处,关键在于综合个案证据,以客观的、联系的视角厘定以投资回报为名的受贿行为;对于接受收益机会的受贿性质认定问题应当慎重,不能将所有的接受收益机会行为都认定为受贿;对于真实借贷关系与贿赂犯罪关系不明的案件,同样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其犯罪数额为借贷资金的利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后,占用他人借款且没有归还使用巨额借款期间所产生的利息,该项利息应当以受贿论处。     

借贷型诈骗犯罪数额认定之思考

借贷型诈骗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应当以被害人交付数额为基础,再考量借贷利息的发生、归还、合法性等情况而做综合判断。借贷时预扣的利息、借贷之后未归还的利息均不能计入犯罪数额,借贷之后已经归还的利息,如果该利息合法,不能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如果该利息违法,则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同时,借贷型诈骗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归还的高额利息,不能作为犯罪成本对待。     

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认定探究

贿赂犯罪中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之争，从而造成实践认定标准不统一。对此，需要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据受贿人的主观认知情况，以贿赂物品的客观价值为基础，对受贿数额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不同类型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受贿时间节点、间接数额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最终确定具体的受贿数额，以便实现对贿赂犯罪的精准惩治。     

“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刑法解释适用

在具体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数额时,应将行为人因收受干股而实际分得的红利计算在受贿数额内;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应将行为人收受干股按其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其在案发时对应的公司实际资产收益价值计算在受贿数额内;已确定分红的具体标准或者具体数额而尚未实际分得的红利也应将其计算在受贿数额内,但股份未实际转让的干股不得将干股虚设价值作为受贿数额认定.同时,要依法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罪的犯罪停止形态,对于干股及其收益应依法予以特别没收.     

长期占用并私自处分他人汽车及牌照行为的司法认定

本文指出在认定权属未变型受贿犯罪数额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受贿故意的具体内容及其产生的具体时间节点,严格根据主客观一致原则确定受贿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依据。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的新问题

恶意透支数额只应当计算本金,以持卡人透支第一笔没有正常归还的钱款的时间为恶意透支的开始时间,此前持卡人的还款不能视为对以后透支本金的归还。银行催收金额与实际欠款金额不一致的,应以银行催收金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应当由银行证明其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不能认定催收的效力。银行催收后透支本金的减少,不影响催收的效力。透支本金增加,则必须由银行进行另外的催收。追诉机关证明行为人具有催收不还的行为,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应当允许行为人反证。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 ——从最高人民法院第62号指导性案例切入

在数额犯中，当行为人没有实现法定基础犯罪数额，可能构成相应犯罪的未遂，但是其前提是从行为时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判断，该行为客观上具有实现犯罪数额的具体危险，主观上行为人也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犯罪目标。我国刑法中的加重数额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在立法结构和理论语境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二者不能等同，不能以加重数额属于量刑规则为由否定数额加重犯构成未遂的可能性。加重数额属于加重构成要件，当行为人出于意志以外原因没有实现加重数额时，如果其满足以上数额犯未遂的主客观条件，应当构成加重数额犯的未遂；已经既遂的数额作为量刑从重事由予以考虑，而不应仅仅将该行为作为基础数额犯的既遂处罚，也不宜将刑法单一行为拆分为复数行为按照既遂和未遂分别予以认定。     

索债型非法拘禁案件的定性分析

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行为类型和犯罪手段不同,不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务关系。绑架罪的行为人具有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目的,非法拘禁罪的行为人则不具有该种目的。凡是以杀害、伤害被绑架者相威胁,向第三人提出索债要求的,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或非法的债务关系,无论索取的数额是否超过债务数额,都构成绑架罪;反之,应视情形认定为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等犯罪。     

诈骗类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实务认定

诈骗类犯罪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而认定诈骗类犯罪最关键的是确定行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证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从其是否具有履行合同能力；有无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是否具有还款意愿以及赃款、赃物的去向等方面加以认定。同时我们还应善于运用推理，运用证据间的关联来认定，对多次诈骗、循环诈骗应综合予以认定。对行为人逃匿的行为应具体分析。     

超额利息的抵充——以“民间借贷”为对象

民间借贷中的超额利息抵充本金的问题，存在着不同于现行规范的法律构成。对此，裁判实务中“当然抵充”的立场并不妥当。在同一本金债务的场合，该抵充的法性质为“提前清偿”或“抵销”；在“跨合同”抵充的场合，则为“抵销”。而对于未来债务，除非当事人之间存在“抵充合意”，原则上应禁止超额利息的抵充。就超额利息返还请求与抵充竞合的问题，应以“保护借款人对超额利息的自由利用”为基准，在单一本金场合认定返还请求优先，而在跨合同抵充的场合则允许借款人自由选择。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既存本金债权之时，超额利息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本金债权到期时起算；而当事人之间存在“抵充合意”的场合，时效则应从“合同终结时”起算。     

论金融诈骗罪适用中的三个问题

对于没有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控方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控方必须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金融诈骗行为数额没有达到金融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的,应当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连续诈骗行为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原则上应实行数罪并罚。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他人内外勾结、通过诈骗方法侵吞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行为,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基本标准,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和金融诈骗罪。     

受贿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应数罪并罚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为徇私情、私利,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行为。行为人实施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过程中,如果徇私所获利益数额不大,达不到受贿罪的起刑数额标准则行为人的行为只符合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犯罪构成,应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徇私所获利益数额较大,触犯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时,又涉嫌受贿犯罪,此时,对行为人的行为如何认定以及如何处罚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笔者结合实际,对此作些粗浅的探讨。…     

双方协商约定利息转贷收息的行为是否有效？

双方协商约定利息转贷收息的行为是否有效？编辑同志：银行与原借贷企业经协商约定，将原借贷本金尚欠的利息转为本金计收利息，订立借款合同，同时由另一家企业提供信用保证。审判实践中有两种意见，一是双方所订利息转本金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所计复利不予保护；...     

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数量，是指与定罪量刑有着密切关系的犯罪数额和作案次数，而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就是指犯罪数额与作案次数的认定规则。系统地研究、制定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一、犯罪数额认定规则我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这些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事实依据的案件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以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犯罪数额混乱的情况，影响…     

收受信用卡若干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8条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该条规定的后半段实际上就是解决收受信用卡如何认定受贿数额的问题，由于现在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复杂性，该条规定并不完备，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感情投资”型受贿中“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司法认定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规制“感情投资”型受贿行为提供了规范依据。据此,构成“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必须具备入罪三要件。虚化乃至消解“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这一实质要件的理论观点与实务做法,其结果导向只能是已被立法者所摈弃的“收受礼金罪”。“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这一构成要件表明了“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是具体危险犯。基于体系解释与司法适用的协调,“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司法认定,应当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具体的请托事项为基准。     

中止犯自动性的目的限缩

中止犯的自动性的文本含义宽泛,需要适当限缩才能成为认定标准。消极的文义限缩、积极的文义限缩、抽象的文义限缩以及折中说具有解释的随意性,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根据。刑法设立中止犯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犯罪人的危险人格在犯罪过程中实现的良性转化给予褒扬与激励。刑罚的强度和时限是以犯罪人危险人格发生良性转化的程度来衡量的。与我国刑法有关中止犯的定性及其处罚规定相适应,犯罪人的人格由恶向善发生质的转化应当作为认定中止犯自动性的根本依据。基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利他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良善的价值观念停止犯罪,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在判断犯罪人是否基于良善人格停止犯罪时,原则上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的经验为标准,特殊情形下应当以行为人的经验为标准。     

多次盗窃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比较修订前后的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关于盗窃罪的客观要件补充规定了“多次盗窃”这一内容。修订后刑法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时，不仅要注意查明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还应当注意查明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行为的实际次数。同时，并非实施了三次以上的盗窃行为均构成盗窃罪，应当结合具体犯罪情节，联系刑法总则关于犯罪的基本理论加以考虑。从立法原意分析，对多次盗…     

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难点

第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数额计算的问题。数额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很重要，但数额的计算在实践中相当麻烦，且没有有效的办法。目前，实践中一般比较常用的是用“数额排除法”，或者“差额减除法”，即在行为人的全部财产和支出中，排除其合法收入的部分，剩余的就是以非法所得而认定的非法财产。     

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

犯罪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主客观原因，合同诈骗罪会呈现不同形态，而不同的犯罪形态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数额。在合同诈骗既遂情况下，应当以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为定罪数额，在合同诈骗未遂情况下，则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数额为定罪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