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许多犯罪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性质上分析，犯罪数额可分为起定罪作用的犯罪数额和起量刑作用的犯罪数额，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应结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的刑事规制

我国司法解释性文件根据具体网络犯罪的性质不同,将犯罪对象、危害行为、损害后果、参与人员等计量对象的数量纳入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司法实践中这种计量对象的海量化出现使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与刑事处理饱受困扰,海量化对象使得传统刑事印证证明模式面临挑战,计量异议的反驳困难导致控辩举证不能,定罪量刑标准极易突破而造成刑事处罚扩大化和重刑化,计量事实认定如何确立合理规则存在难题。基于网络犯罪计量对象海量化给司法实践造成的现实困境,应立于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的双重角度,结合刑事法律规定和既有实践经验,在证明方法、证明标准、刑罚适用、入罪条件等方面构建对其处理的适用规则,具体包括,以证明方式的概括印证取代计量对象的具体印证,将计量事实的绝对优势证明独立于普遍性最高证明,以量刑上的从轻处罚弥补事实上的不利认定,从法定刑升格的单一数量标准转向数量与情节的并合标准。     

租车抵押获利行为的定性及数额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租车抵押获利行为定性及犯罪数额的认定分歧较大,标准混乱,应通过牵连犯的理论来解决此类行为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以实现准确定罪与量刑.     

租赁汽车质押借款行为的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对于租赁汽车质押借款行为定性和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混乱,应通过牵连犯的理论来具体解决此类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认定犯罪数额的问题,以达到准确定罪与量刑的目的。     

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盗窃罪适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盗窃罪司法认定中存在诸多疑难之处,诸如盗窃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盗窃数额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对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的处理、如何认定手段性质与占有移转等,本文试图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对于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一些难点进行较为合理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一、盗窃数额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刑法将数额较大规定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起点,说明数额较大在盗窃罪的定罪量刑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数额较大在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数额较大”是盗窃罪定罪的必备要件,是决定罪与非罪的绝对标…     

经济犯罪数额价值的科学折算方法

犯罪数额是衡量罪行轻重、如何处罚的标准之一,特别在主观上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如盗窃、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中,更是一项主要内容,对于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准确地认定违法或犯罪行为侵犯财产的数额,科学合理地确定其经济价值,才能正确地认定行为的违法或犯罪的性质,从而恰当地处罚,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正是由于犯罪数额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意义,我国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十分重视对犯罪数额的严格界定。 但是,现行的以经济犯罪“数额”作为定罪标准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行政行为的刑法机能研究——入罪视角下的分析

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行政行为在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条文，凸显了行政行为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对同一个行为之主观心态认定的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产生的悖论，这要求刑事司法认定不能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行政处罚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更有准严格责任适用之意味，这会导致取消该罪本身成立的既有刑法标准。在量刑上，行政处罚作为刑罚从重处罚的依据是时无关之已受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当评价的结果。基于常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明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的行政处理是违法司法解释的产物。基于此，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毒树之果”理论在公诉环节的适用

毒树之果理论虽然未在我国全部采用，但我国亦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获取违法，而导致其证据能力（证据资格）被排除，不能为司法机关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规则，本文以一则案例为例，解释了毒树之果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多次作案末作处理的犯罪数额如何计算

在《刑法》分则351个条文中有138个条文的定罪量刑涉及到犯罪数额，因此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应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多次作案未作处理的犯罪数额，按累计数额计算，理由如下：     

试论盗窃案件中的数额认定问题

盗窃罪是最常见的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之一,盗窃数额是据以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认定盗窃数额一方面联系着刑法的基本理论,一方面紧密结合着具体司法实践。盗窃数额的认定标准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直接关系着盗窃行为的罪与非罪、盗窃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疑难案件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了盗窃数额的认定问题。     

职务身份犯共犯责任认定研究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职务身份犯罪的责任认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论,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责任认定和责任承担除了应当以犯罪总额包括犯罪参与总额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之外,还应该以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作为决定其处罚轻重的因素。建议将犯罪总额作为定罪数额,将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和平均数额作为量刑数额。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应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实行分立,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妥善解决数额标准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问题。     

浅析如何完善我国的定罪量刑标准

定罪量刑标准是刑事司法的核心,其标准的统一完善意义重大。对于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同罪不同刑、量刑失衡等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我们应积极寻求变革。除了在刑事立法上进行完善外,我们还应确立统一的定罪量刑思想和方法,建立常见犯罪类型与非常见犯罪类型相区分的定罪量刑制度,确立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数额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中的三个层面

对于数额是数额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还是处罚条件、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而且数额是定罪要件还是量刑因素仍然存在争论。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成立的关键,而犯罪未遂是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方式,行为只有成立犯罪后方可进行犯罪停止形态的分析。在定罪后才可以量刑,因而涉及到量刑情节的判定。所以数额在数额犯中应当具有犯罪构成、犯罪停止形态以及量刑情节三个层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作为一种数额犯,数额在此罪中应具有这三个层面。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

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司法机关往往采用其他定罪量刑标准认定犯罪。本文旨在论证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一、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一)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侵权产品数量等均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其中任何一个标准均不能完全涵盖行为人的犯罪特征或评判行为人的主观恶意。~①如在制售假酒案件中,有的犯     

侵犯网络虚拟财产数额的认定

随着网络游戏的兴起与风靡,实践当中发生的侵犯虚拟财产的案件愈来愈多,例如:盗窃,诈骗网络游戏中使用的虚拟货币、物品、武器等。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大都认定为财产犯罪。而财产犯罪,数额往往是定罪的标准,更是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而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相比,其数额具有特殊性,因此认定的标准也不一样。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探讨侵犯网络虚拟财产数额的认定。     

共同金融犯罪的数额与量刑

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中,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金融犯罪中,一般都涉及到犯罪数额问题,金融犯罪的数额与定罪量刑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在共同金融犯罪中,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如何,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是见仁见智。本文拟从刑法条文对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出发,重点探讨共同金融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的有关问题。     

“以刑制罪”视阈下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再认识

对81个"非法取回本人所有而被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样本案例的定罪、量刑、犯罪数额认定的考察发现,原则上只有造成占有人财产损失的才会以财产罪定罪,而若判处财产罪会导致量刑畸重,所以,样本判决限制财产罪的适用和犯罪数额的认定以实现量刑轻缓。本文认为,优先考虑量刑合理的"以刑制罪"忽略了定罪的准确性,易消弥财产罪之间、财产罪与其他罪之间的界限;部分判决量刑畸轻、犯罪数额认定混乱、判决书说理不一;样本判决"以刑制罪"有其实践理性,但缺乏必要的规范约束易导致乱象。由此反思我国刑法对财产罪的定量立法模式,较重的法定刑是导致"以刑制罪"的根本原因。立法赋予量刑更大的裁量空间将有助于缓解司法上的"以刑制罪",也有助于对包括占有权在内的财产法益的全面保护并实现罪刑均衡。     

数额与共同经济犯罪

共同经济犯罪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往往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而犯罪数额又有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并且数额又是可分割的,是具有一定物质属性的,因而共同经济犯罪的处罚往往与数额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 经济犯罪数额体现了一定物质财产的价值,在经济犯罪中,价值是其惩罚的基本尺度.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强调数额在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在单独经济犯罪中,应以其非法占有数额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