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场所管理中治安信息之思考

治安信息是与治安管理工作、社会治安状况、治安环境等一切与治安有联系的客观情况，它是社会状态、社会行为与社会心理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意识存留。在娱乐场所管理中治安信息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不但是行政管理决策的基础，也是沟通行政部门的纽带，是行政协调、监督、控制的依据。为此应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获取治安信息，以期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发挥效能，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构建。     

对取消治安行政审批后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思考

取消娱乐场所设立的治安审批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同时也给公安机关传统治安管理模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公安机关必须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新机制。     

社会变迁中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的嬗变

改革开放初期被我国政府明令禁止和取缔的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现代娱乐业的萌芽。它从被禁止与取缔的夹缝中走出来．逐步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娱乐业，在这一发展变化的历程中，蕴含着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的转变轨迹。从娱乐场所管理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外模式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我国娱乐场所治安管理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轨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由“禁止与取缔模式”转为“放开与管制并行”模式．既而又走向“动态监管模式”。娱乐场所治安管理模式转变之后，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理念也应当随之转变。现阶段娱乐场所治安管理的重点应当是娱乐场所开业后的动态治安监督管理。     

对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半径与密度的思考

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是治安秩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走出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工作低效率、低水平、低层次循环的轨道,实现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须寻求理论的新支点。以行政管理半径与密度为视角,思考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为不断提高管理工作的科技水平和信息含量,积极实现管理方法定量化、管理手段科学化提供有益的探索。     

论新时期公共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工作

如何加强新时期公共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工作,是各级治安管理部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只有转变思想观念,走出认识误区,不断地强化场所的安全条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不断地加大治安检查力度,及时整改各类隐患和查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才能确保场所安全和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开创出新时期公共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加强社会夜治安防控力度之管见

文化、娱乐、休闲场所的治安是社会夜治安管理的源头。因此,应加强啤酒屋、练歌厅、舞厅、台球厅、超市、网吧、洗浴中心、渡假村等夜生活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把可防性案件的发案率降到最低点,利用阵地控制手段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浅谈公共场所治安许可的必要性、范围及管理

国务院颁发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取消了某些娱乐行业实行的治安许可证制度,预示了几十年不变的治安许可制度进入了变革时期。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市场经济、治安管理等角度,确立科学设定许可范围的标准,以促进治安许可管理的落实,有利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种行业、娱乐场所治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以北京、哈尔滨、烟台为例

特种行业、娱乐场所治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面临着管理观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行业场所的治安管理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地方公安机关改革创新的管理办法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几点改革措施和建议.     

关于取消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审批制后的几点思考

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即:取消了公安机关对娱乐服务场所的审核、审批,但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观念、管理措施和管理方式仍置后。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决定》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治安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要切实加强娱乐场所的治安监督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治安行政权主体研究

一切合法有效的治安管理活动(治安行政权力行为)都应出自适格的治安行政权主体。治安行政权主体,是指享有治安行政权,能以治安管理组织的名义实施治安管理活动,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并且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和个人。确立和研究治安行政权主体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