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最新司法解释的思考

为了完善枪支管控制度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我国实行严格的禁枪制度。依法严惩涉枪犯罪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成功经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近年来涉枪犯罪案件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特点,特别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案件和涉气枪铅弹案件呈高发态势,司法实践中相关法律法规不明确且缺乏弹性,易造成定罪量刑结果不合理、不适当。《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适应形势发展、满足实践需要,明确了定罪量刑有关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     

非法买卖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的认定

在非法买卖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认定中,需要对相关规范性刑事司法解释作进一步的适用性解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限定刑法中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的对象范围,但在具体适用中有必要对危险物质中的毒害性物质进行限制解释。根据对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状表述的理解,该行为是危险犯,而不是实害犯。其中,非法买卖禁用剧毒化学品的行为是抽象危险犯,而非法买卖其他毒害性物质的行为则是具体危险犯。对于相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中"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的兜底条款,应运用体系解释方法予以严格把握。在相关司法解释的适用中,应当准确评价和定位刑事政策的功能,做到有宽有严,宽严相济。     

“仿真枪”案的法律解析——以“赵春华案”为视角

我国对枪支标准的认定并无相应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缺乏具体解释的前提下,依靠公安部鉴定标准进行裁判。赵春华摆设气枪摊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矛头直指"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鉴定标准。存在缺陷的枪支鉴定标准成为案件裁判的依据,有损司法的权威,有违社会大众的常识、常理、常情。应当立法或由司法机关明确确枪支鉴定标准,现有的公安机关制定的枪支鉴定标准只能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审判解释”考（1985—2007）

1985～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司法解释"名义总计发布审判解释581件,现已有42件被废止,尚生效的为539件.在581份文件中,有90%的司法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独家发布的.审判解释曾经使用的名称多达14种,不过2000年以后,主要使用的是"解释"、"批复"、"规定"3种,表明审判解释趋于规范.审判解释在实践中的功能主要在于:规范审判丁作,弥补法律漏洞,造法,废止司法解释,创设法院体制等等.在解释方法上,审判解释先后使用了字面、限制、扩张、目的解释等方法.审判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名称使用不规范,废止过程中存在前后名称不一、分类不一致、对原公布时间标示错误等,此外有的审判解释在此前没有公布,违反了法律公开性的要求.     

司法解释的定位研究

司法解释发展至今,其"立法化"倾向日益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抽象解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凸显。因而要进行司法解释改革,在制度上确立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并立,并同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法律地位,废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确立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制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的制度;区分不同的解释情形,不同的解释内容,实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     

刍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违法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解释中占的比重比较大,影响也比较重,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司法解释既是司法活动,又是立法活动,其行为更须规范。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过多过滥,质量也不都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违反法律规定。违法现象主要表现为：越位越权,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立法;性质不分,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解释;释义枉法,解释的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抵触。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解释简介与评说

现行刑法自 1997年修订生效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曾下达 7个司法解释 ,以明确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立法及司法机关相继颁布 4则立法、司法解释 ,以明确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审视 ,这 11个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在解释的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欠缺之处。司法适用中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 ,但作为法律解释 ,尤其是司法解释 ,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的效力

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有权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中,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能够被司法人员很好地执行,但行政解释的法律地位却十分尴尬．时是否应当采信行政解释,司法实践中有分歧意见,而理论界时该问题亦鲜有研究．本文以具体案例,探索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对理论界、实务界有所裨益．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已经制定的刑法规范含义的阐释,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刑法规范而存在,不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其时间效力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文本。因此,刑法司法解释根本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其效力自然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在新旧司法解释冲突时,若旧的司法解释规定某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将该行为解释为犯罪,应当运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原理对此予以解决,行为人因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而阻却责任,不以犯罪论处;若根据旧的司法解释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不构成犯罪,也不意味着对司法解释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而是因为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所以不构成犯罪。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冲突的处理与新旧司法解释冲突的处理相同。     

误区与正道:有关证人“不必要”出庭的解释标准探讨

实践中,人民法院依据一套自有的解释标准对证人出庭的"不必要性"进行了各种解释,这些解释显现出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即在于这些解释完全脱离了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人出庭要件,难以充分证成证人出庭之"不必要"。事实上,人民法院就证人出庭缺乏"必要性"所作的解释,应在一定程度上论证"控辩双方无异议"(关键证人),或"对定罪量刑没有重大影响",或兼论二者,而不能明显超出其范畴,更不能绝然脱离于此。     

浅论挪用公款罪的相关问题

"归个人使用"是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的一个必备要件。但是关于这一要件的内涵,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存在过较大争议。虽然我国对挪用公款罪的规定较为明确,并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立法的滞后性,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法条和司法解释的使用和解释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在某些具体的案例中如果不进行严密的推理就极易在定罪上产生偏差,其结果就是相关法益得不到立法所期望的保护。     

反思与前瞻:刑法司法解释的理性思考

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而且刑法解释的水平也是刑法学理论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两高"的司法解释"十分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刑法司法解释效力冲突化,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违法化,刑法司法解释语言粗疏化等诸多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司法解释方面不够慎重的态度.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新解: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置换从旧兼从轻

实务中关涉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裁判存在适用紊乱的现象,学理上的争论更为激烈,虽近来稍有冷却,但理解偏差对司法实践的负面效应仍在延续.酿成这一困境的直接诱因是解释垄断主义的生成与更迭,根本原因是对司法解释独立性的误判.应回归司法解释的从属性,进而确证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是个伪命题.刑法司法解释的所谓"溯及力"问...     

海峡两岸司法解释之比较

海峡两岸的司法解释制度虽同宗同源 ,但在解释的主体、对象、程序、效力、功能及司法解释与判例的关系等方面却存在极大的差异。两岸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同宗同源以及法律制度与精神上的传承关系的共同性 ,决定了台湾地区的司法解释体制可以成为我国司法解释乃至整个法律解释体制改革的他山之石。     

论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目标及体制

刑事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被大量采用,但解释的目标和体制还没有确定。本文通过对理论上关于刑事司法解释的几种观点的分析,确定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目标是阐明解释时刑法条文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意思;通过对立法确定的二元一级制解释体制和实践中采用的多元一级制解释体制的分析,提出我国应采用一元二级制刑事司法解释体制。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论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总的补充原则,但该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就"虽有规定但不完善的情况"以及对于非合同民事关系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作出规定,后续的司法解释可以从连结点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规定完善。该法及司法解释也未对"侵权行为地"作出明确定义,这就给界定"侵权行为地"带来了困难。该法在相关属人法的具体适用方面还存在连接点欠缺的情况,需要通过增加连结点的方法进行完善。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     

重塑司法解释体制、助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几点思考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不断探索,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对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完善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应当逐步规范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强化立法解释,有条件的引入判例制并建立健全司法解释监督机制。     

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甲某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解释应当被视为一种"准立法"。据此,刑事司法解释不应当具有溯及力,新颁布的司法解释的内容不能用以评价司法解释生效前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司法机关可以在同时符合两个限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在量刑环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作为解决问题的破局之策。这两个限定条件是:其一,司法机关所适用的刑事司法解释必须是对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定性和定量的法律依据。其二,在刑事司法解释颁布前,司法机关在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与未来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