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程序条款与我国的立法

关贸总协定中的知识产权协议,从1991年形成“邓克尔文书”草案一直到1994年4月15日最后签署,始终是国内知识产权界所关注的重要国际法文件。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文件前半部的实体条款上。但实际上该文件后半部分的程序条款,对我国立法有着更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论述。     

从“TRIPS”看我国《商标法》的不足及完善

1994年4月,我国政府在全面参加“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在该回合的最后协议文本上签了字。由于作为该协议之一的“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反映了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这一知识产权领域的态度和立场,因而,它的生效无疑将会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包括《商标法》的立法及执法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就我国《商标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根据“TRIPS协议”相关条款分别加以分析,指出不足之处,并就此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现行的《商标法》。     

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制定

“知识产权是私权” ,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鉴于WTO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贸易方面最主要、影响也最为广泛的组织 ,而TRIP业已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条约 ,因此 ,可以认为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是承认或不得不承认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的私权也即民事权利属性其实在我国立法中早已得到确认 ,《民法通则》即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从世界范围看 ,英美法系国家中 ,由于没有法典编撰的传统 ,知识产权法一般是采用单行法的立法体例 ,…     

角色促销:商品化权的另一种诠释

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商品化”的概念界定是一种误译。“角色商品化”和“商品化权”分别是对英文“charactermerchandising”和“merchandisingright”的误译,它们的本意仅是“角色促销”和“利用角色进行促销的权利”。“商品化权”的设置没有必要,也不需要专门立法;取而代之,我国只需适当地延伸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和人格权保护法即可。研究者应深入、正确理解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活动,避免夸大相关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避免我国立法实践中的弯路。     

国际版权的新发展

一、国际版权立法的新动向联合国下设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伯尔尼公约》等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管理机构.其目标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更有效地”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将保护标准提高至需要的程度,意味着更加顺利地实施知识产权和对侵权更严厉的制裁.因此,为了给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版权法应包括的一切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崭新的且在大多数国家现行版权法中未明确规     

论依法治党实现的前提和路径

本文认为“依法治党”所依之“法”是一个包括三个层次的复杂概念,即国家宪法和法律、党法党规、法治精神.“依法治党”如何去“治”也应该在三个层次上铺开,即进一步完善党规党法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进一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最后,树立法的权威、依法执政、充分发挥党员及领导干部遵法守法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依法治党的主体应该着重关注的三个方面.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的选择

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已经基本完备。与尚未在理论上讨论清楚、又未产生基本部门法的那些国内法领域相比，知识产权领域更先进一些。与国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也更先进一些。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历任总干事都称“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在2001年底“入世”时，     

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的现实困境及突围

长期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裁判中一直遵循着“停止侵害当然论”.但是,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一方面,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在立法上“突而不破”;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在司法实践上“破而无据”.实际上,停止侵害救济例外不仅具备合理性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域外立法经验.为此,我国应结合知识产权立法宗旨和司法实践需要,设置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例外制度,以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社会福祉目标.     

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立法特色及借鉴

法国 1992年颁布的知识产权法典 ,以“法典化”的立法体例独树一帜 ,在内容、结构和立法技术上独具特色 ,对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简析知识产权立法对我国反垄断法适用的排除性影响以《反垄断法》第55条为中心

符合知识产权立法规定的权利行使行为,完全排除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无论其行为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亦无论该行使行为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何种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的“交界面”上,知识产权滥用是适用反垄断法的必要条件,其构成判断处于反垄断法适用判断之前,所以反垄断法不能成为知识产权滥用与否的判准;对于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知识产权立法先行适用；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不具有在其他私法领域中的“优越”地位.     

反思知识产权请求权理论——知识产权要挟策略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限制

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体系化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请求权理论被我国司法和立法所接受.然而,严重偏离知识产权立法目的之知识产权要挟策略出现了,要挟策略采纳者借助于知识产权请求权制度向无过错侵权人收取高额许可使用费,或者排斥正当竞争,从而对后续创新产生损害.我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不仅不能制约反而鼓励这种行为.这表明,为实现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必须建立知识产权请求权限制制度.     

我国地方知识产权立法：特点、问题与优化

地方知识产权立法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体上看,地方知识产权立法呈现出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及政策为主要立法背景、以鼓励性立法为主要规范表达形式,立法领域以专利和综合性立法为主以及不同地区的同类立法趋同度高等特点。同时,存在立法目的“高配”“重立不重用”以及比较突出的“司法沉默”现象等问题。在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新的历史方位下,应当重新认识地方知识产权立法的功能和使命,立足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纵向层面更积极对接国家相关立法、着力维护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制统一;树立跨领域、跨行业的大立法观和跨法律部门的协同立法观,横向层面更有效促进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构筑知识产权由法定权利形式向高质量发展引擎和媒介转化的通道。     

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知识产权法典化的现实与我国未来的立法选择

知识产权法典化的途径是近期学者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通过对相关国家立法例的分析 ,结合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特点及我国的立法实际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将知识产权具体制度纳入其中 ,而应制定单独的知识产权法典来实现知识产权的法典化。     

知识产权继承制度初论

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继承缺乏系统规定,但相关的学理与司法实践认可了较广泛的知识产权继承.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属性是其可继承的基础,大多数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可以继承,但知识产权继承也有较强的特殊性,突出体现了知识产权受民法保护的"两面性".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继承制度是现阶段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编纂的需要,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研究——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为视角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界定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中的重要内容.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界定,法律应当制定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对“商业标识”进行科学、开放式的定义,对“混淆行为”进行定义并增加有关混淆行为的种类列举;扩充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制定例外条款.立法中,还需谨慎处理增加行为种类与防止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关系.     

中国“同直婚”法律问题与立法建议之探究

随着“同直婚”离婚过错赔偿案件日益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中国同性恋者面对异性婚姻的法律困境日益凸显.本文从“同直婚”概述、法律效力及其在当前中国法律框架下所面临的困境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力求完善我国的婚姻法相关立法以解决中国“同直婚”的问题.     

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单一制的立法依据论

区分制与单一制是两种现存的处理犯罪参与问题的客观立法模式.从我国《刑法》的现实规定出发,宜认为我国的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于单一制.以“立法原意”“共同犯罪人的立法分类”“法条关系”“立法特点”“立法动态”为切入视角,对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单一制立法依据进行的论述,既是对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争论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单一制论断理由阐释的一种补充.     

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判例、法律方法和正当性

我国法院对于知识财产利益进行的法官造法活动一直受到质疑。然而，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分析表明，法院在发展知识产权法的过程中既扩张知识产权，也限制权利的行使范围。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符合我国宜粗不宜细之立法原则所导致的知识产权法律成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要求，为立法中原则性条款的司法适用所必要。它矫正立法技术或理念导致的利益失衡，依利益衡量原则对法律未曾否定的利益进行司法调整，以及适当运用比较法解释，使得技术和法律协调发展，从而完善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

我国已颁布了<反垄断法>,但该法对于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言之甚少.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反垄断法从诞生起就一直与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纠结在一起.我国未来必然面临大量两法交界面的法律问题.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已经有丰富而全面的讨论.通过对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交叉领域的若干重要的基本问题的讨论,研究和参考大量的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文献,希望对先进国家的细致观察能够有助于我国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