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伦理概念的语义学考察

按构词法分析,“伦理”一词是联合式合成词。“伦”、“理”皆“道”,“伦”、“理”相通:“伦”是做人之本,“理”是处事之基。“伦理”是关于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事的准则、方法和依据的“道理”。“伦理”所要求的是待人处事的方式要得当,处理问题应合乎准则,言行应合乎规范。如此解则伦理学就是关于“伦”、“理”的道理的学问,是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的道理的学问。     

党章：党的先进性的原则表达和规范要求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我们讲“唯物辩证法”、讲“革命性”、“批判性”,讲“改革”、“发展”、“创新”,无不包含“先     

营造“讲真话”氛围与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

用人导向,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价值导向和示范导向。坚持看德才、实绩、民意、作风用人,是营造“讲真话”氛围的关键,而当前用人导向上存在的“捧”、“吹”、“滑”、“送”、“糊”等问题,是“不讲真话”风气蔓延的重要根源。     

“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两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线。推进“两个结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内在需要,是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本质体现。实现“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主”与“客”的良性互动、“守”与“变”的有机统一、“正”与“反”的双面启示、“前”与“后”的有效承接等方面。从内在运行机理来看,“两个结合”具有融通性、同步性、共基性和互动性。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的核心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两个结合”的根本主体,党内领袖群体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主体。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为“先”、以文化创新为“重”、以人民至上为“核”、以党的领导为“纲”、以调查研究为“径”。     

行政管理中的“惰政”现象与防治对策

“惰政”也叫“怠政”、“懒政”。中国的官场文化中,有一种怪象：“多做事,多错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许多行政人员缺乏“勤政”的“原动之源”,而“惰政”,却是心安理得。“惰政”是一种逃避责任、庸懒散漫、粗心大意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利己心理,是一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归根到底,行政人员“惰政”是对于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的一种忽视和亵渎。     

“虑之以大”: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兼论对西洋“本体论”之超越

“虑之以大”,就是以“大者优先”为格式来对待“记事”甚至所有事情,儒家主张“大而化之”,即是主张以“大者优先”为格式吸纳、消化其他文化.释家讲“大死”、“大空”、“大机”、“大觉”等等,都是强调“大”对于“小”之优先性,隐含其特有的“大者优先”之格式.道家主张“以道观之”,则是“合小大而观”,既看到万物“差”之一面,又看到万物“同”之一面,既看到万物“异”之一面,又看到万物“一”之一面.“本体论”(ontology)乃是西洋哲学之核心,其基本观念是以共相为实,以殊相为幻,以本质为实,以现象为幻,以一般为实,以个别为幻.“虑之以大”是对于西洋“本体优先”格式的超越,这是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的“中华共识”之一.     

庄子之“用”探析

庄子的“用”,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字面意思,另一层蕴含着庄子的处世哲学.他关于“用”的思想,有其时代性和相对性.《庄子》内篇中出现的“无用”、“无用之用”、“大用”,这三者是庄子关于“用”的思想的三个层次,其中“无用之用”是核心,它是“无用”通向“大用”的桥梁,庄子认为个人保命而幸存是“大用”,君主无为而天下治也是“大用”.     

荣耻与劳逸

“荣”与“耻”,是一对道德范畴的概念。“荣”字一向与“荣誉”“、荣耀”“、荣光”等褒义词相接,而“耻”字则与“可耻”“、无耻”“、耻辱”等贬义词相联。可见“,荣”“、耻”二字,内涵有深刻的褒贬之别。古往今来,时势多变,但正直的人们求“荣”避“耻”的价值取向,却犹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鄙视一样,永恒不变。“劳”与“逸”是人们生活中的两种不同状态“。劳”指劳动、劳作“;逸”为安适、悠闲。一般讲“,劳”是“逸”的前提,而“逸”是“劳”之后的补偿。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劳作、不吃饭、不睡觉,故人们常有“…     

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反““五反“运动

“五毒”、“三害”、“打老虎”这些词,是建国初期反腐败的专用名词,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即“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也是党和政府自身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的警示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从“两个文明”到“三个代表”——简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论逻辑

文章认为,“两个文明”是“三个代表”的理论铺垫,“三个建设”是“三个代表”的理论雏形,“三个代表”则是“两个文明”和“三个建设”的完善和成熟表述。从“两个文明”到“三个代表”,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承前启后、补充完善、发展创新的理论逻辑。     

1976：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

“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发布后,“四人帮”继续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他“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他们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求真”与“求善”、追求真理与追求价值的统一。“求真”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原则 ;“求善”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 ,是实事求是的另一层含义、另一重要内容和原则。对于实事求是而言 ,“求真”与“求善”、真理与价值的原则是辩证统一的。     

构筑家庭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

家庭是人的亲情至爱之所系,是人生成长的篮,是夫妻的爱巢,是家庭成员栖息的港湾。有时“亲情”、“至爱”的力量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说,“制度”、“监督”是反腐倡廉中刺向腐败“癌魔”的“刚性利剑”,那么“亲情”、“至爱”就是斩断腐败“毒瘤”的“柔情钢刀”。大凡廉洁者,都能处理好“情”与“法”、“爱”与“纪”的关系,把“情”与“爱”置于“法”与“纪”的约束之下。当今,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家庭关,拜倒在美元、“石榴裙”下者,不乏其人。夫容妻贪,终致身陷囹圄;妻助夫贪,而坠无底深渊。国际经济学界认为,在一个国家的…     

论程颐《周易程氏传》中的辩证法思想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谈到“一”与“二”关系时明确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生生之本也”。在讨论事物运动时,他提出“动静相因”、“消长相因”,并且提出“动之端乃天地之心”,即认为“动”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原则,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动”与“静”更为根本;“随时变易”是普遍的原则。他认为一切事物是“与时消息”,人们的行动当“随时而进”、“随时而宜”、“合宜适变”,企图说明“时”对人行动的重大影响。从事物运动变化的观点出发,程颐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如“危极必安、乱极则治”,然而程颐认识到由“危”转“安”是必定要通过“刚阳之才”活动才行。     

新农村建设：尽早“搭台”，防止“拆台”

“新农村”,是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最鲜亮的名词之一,给解决困扰人们多年的“三农”问题带来了曙光。新农村“新”在哪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有“全景式描绘”。“二十字”目标,几乎涵盖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体现;“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支柱;“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     

朱熹的“无为而治”与企业的现代管理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理想管理模式。朱熹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懒汉哲学,而是以“有为”求“无为”,即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理想境界,这是儒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真谛。儒家的“任官得其人”与“任贤故逸”的思想,同现代企业管理的“控制跨度”、“分级管理”和“黑箱艺术”是相通的,但它还不等于现代企业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体系。     

准确评价基层干部应做到“六个紧密结合”

如何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基层干部是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在选拔基层干部的过程中,除了要严格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和要求以外,还必须努力做到“六个紧密结合”。一是“看政绩”;二是“听反映”;三是“察爱好”;四是“重表现”;五是“抓关键”;六是“辨声音”。     

党校主体班教学“三字经”——增强教学实效提高教学水平的几点体会

“需”、“序”、“趣”,是笔者多年来的教学“三字经”,也是对自己党校主体班教学的实践小结及对课堂教学经验系统化的尝试。“需”解决教学的内容问题,“序”解决教学的形式问题,而“趣”则是解决教学的质量问题、“三字经”涵盖了本人对教学的认识,并指导自身的教学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抓发展需要消除的几个认识误区

一、要消除“发展”与“增长”等同的误区,以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增长促发展“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增长”是量的扩张．是“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经济的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就谈不上“发展”。但是,“增长”并不能代表“发展”。“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还包含社会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等。     

“以人为本”的本体论追寻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澄明“以人为本”的深层意境,就必须在本体论上追寻。“以人为本”是对“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扬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以人为本”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