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交往理性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更新

面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代性困境,哈贝马斯力图建构起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从而达到弥合理性、拯救生活世界的目的。他认为,交往理性内在于交往主体之间的语言结构中,是交往主体相互同意、普遍赞同并且自觉遵守的语言规范,即所谓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三个有效声称。由于工具理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扩张与宰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存有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替代对话式话语以及话语内容不符合三个有效声称的诟病。基于交往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应作出及时的更新:在话语方式上要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要更加贴近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要融注更加积极的情感。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     

试论古田会议精神表达的情感与理性

古田会议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仅表现为强烈的情感,更应该有理性的表达方式。本文正是从古田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感性与理性的相互关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具有与时俱进的眼光,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需要理性行动。因此,加强古田会议精神中的理性引导是时代的要求。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遮蔽”与“解蔽”: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塑造了全新发展图景。人工智能时代,立足话语描述、话语解释、话语建构层面的深度变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成为可能。但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实张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亦在间性、语境、交往、内容等维度面临技术力量“遮蔽”的多重风险。为纾解技术风险并推进话语转换,应从数据要素管理、智能场景治理、算法运转规制以及技术理性纠导等方面入手,多向度、多领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与人工智能内在运转逻辑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的分析——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到社会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其内涵是为社会行动确定"目标"和"依据"的"信念",包括"价值追求"和"价值律令"两种形式。现代社会大部分社会行动都是个体经过"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思考后的选择。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价值认同"、"利益奖惩"、"舆论压力"、"行动指南"四种力量,对个人物质利益的"价值信念"、以交换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律令"、等级观与特权意识等与之相悖的价值观进行批驳和抵制,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将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     

我国农民工工会的合法性研究

运用合法性理论探讨农民工工会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合法性的农民工工会才能有效运行.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合法性的基础,由于我国农民工工会的建立主要采用策略途径与文化途径两种模式,使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疏而无法有效运行.所以农民工工会必须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缺陷与现代超越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为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双重价值的文化体系,既蕴含某些合理的思想元素,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汲取"民本"宏旨重民的道德取向,超越"民本"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群体理性的利益规约,倡导现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的.     

形象经济时代与价值理性迷失——从人到物“过度包装”的背后

当今社会,对形象的"过度"关注带来的从人到物的"过度包装"问题已成为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困扰的新的异化力量。剖析这种困扰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在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现代性全方位渗透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使工具本身成为目标,从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边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警示我们,无论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大数据驱动下社区治理模式 变革与路径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社区治理的新诉求,同时也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在此背景下,从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内生逻辑的契合性,解释网络时代社区行动范式应由"挂钩式"共同体转向"共生型"共同体的机制动因。并据此提出以"共生网络"模式的整合框架,通过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整体范式的转变,完善大数据社区治理开放系统要素协同机制,建构大数据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治理网络等方式,建构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网络治理新路径。     

后现代语境下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价值选择

后现代语境下的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着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取舍的难题。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特征出发，、剖析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之间、建设性后现代现代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并由此深入探寻在后现代语境下建设思想道德的新途径。     

论政策工具与公共行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迅速成为政策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迈克尔·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大小,将其分为自主性、强制性和混合性工具三大类.政策工具的合目的性、权变性是其在公共行政中的政治特性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研究只有与价值理性研究相结合才可能使公共行政的研究有所创新和发展.     

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单位行动的实践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具体的行动主体、行动目标、行动情境、行动规范等组成的结构化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子系统而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若干单位行动有机组合而成的社会实践系统,其单位行动具有需求满足、社会管理、社会和谐、价值实现四重逻辑。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原因的探讨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的现象日趋严峻,笔者认为这是当今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衰微的表现。推崇工具理性的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然而人类并没有得到幸福和快乐,反而价值理性不断萎缩,陷入了自我实现与物化两难的困境。中国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只能从西方借鉴,这使得西方价值理性的衰微问题开始在中国呈现,大学生们陷入了生命的困顿与迷惘,实现价值理性回归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