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与路径转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最新认识,又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治理理念、国家制度体系、治理者治理能力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战略。其所体现的发展转型,将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大思路和宏伟实践。在实现向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转换进程中,我们将面临许多非常复杂的课题。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基础与建构路径

现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基础之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探索均表明,"政府+市场+社会"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政府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努力构建和营造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关系,良性合作亦是可欲可求的。因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还要寻找社会的支持。构建以"政府+市场+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动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法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最基本的内容。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内容,这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并充分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国家治理中的多元合作——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考察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本文将从治理理论出发,考察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状以及探究源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提出不同的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架构的科学构想,是在深刻批判西方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总结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形成了一个从国体到政体、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社会与国家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我国发展现状,创造性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执政理念。在表明"大政府小社会"时代即将结束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国家这个政治统治工具还需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新课题。而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理论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性视角

国家治理内在地、深层次地与地方性知识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于人民需要和实行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在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这就必须依赖于地方性知识。国家治理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国家治理与地方性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并受后者制约,国家治理的效果与其差异性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地方性知识为起点,在尊重和把握地方性的文化特征等基础上提出更加接地气、得民心的治理目标和方式。要以"党内治理"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打造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重构。要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人类治理文明中创造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     

论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诠释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内涵,科学揭示了"谁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样"等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特质;群众路线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彰显了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治理过程。群众路线这两层涵义也表明,治理的效果如何,应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因此,我们要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并不断提高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多角度看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复杂和庞大的系统，其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复杂多样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和因素，实际上不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有现代化的必要，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都面临着现代化的洗礼，诸如文化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民主要素的三态

治理与管理之差,主体的多元化标志着民主要素及其量值的增加。不管国家治理的具体形式如何,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都决定了国家治理在本质上属于人民的治理,民主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制度化的稳态民主、与社会生活伴生的活跃态民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形成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规范的运行态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民主"三态"的态势调整和积极互动。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社会治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重要的历史范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各领域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互联网+国家治理

互联网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也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变量:互联网+国家治理等于许许多多的社会治理契机,而另一方面,也等于许多的问题、挑战与漏洞。如果处置得当的话,这将是政府进行公共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崭新的平台,也将是引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因此,在推动"四个全面"进程当中,国家应对互联网加以更大限度的整合和应用,并借鉴互联网的多元向度的方式将政府机构、公共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三者组合起来治理国家事务,让互联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性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国家治理内在地、深层次地与地方性知识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于人民需要和实行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在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这就必须依赖于地方性知识。国家治理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国家治理与地方性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并受后者制约,国家治理的效果与其差异性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地方性知识为起点,在尊重和把握地方性的文化特征等基础上提出更加接地气、得民心的治理目标和方式。要以"党内治理"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打造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重构。要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人类治理文明中创造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     

“国家—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的精细化

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必然要求治理的社会化,即将社会力量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走向"国家—社会"双轨制正是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对治理社会化的积极回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传统构建思路注重"大而全",关注的问题也往往停留在人员保障、资金保障、站点建立等方面。但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走向精细化、进行实质性革新,对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进行正确定位,各司其职。此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双轨制推进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加剧非均等化等风险也应当正视、予以积极应对。     

中国进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代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经历了从国家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即5.0强化版、增强版。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明确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国家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两阶段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