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自贸区”改革中的地方自主性扩张研究

自贸试验区改革的政治逻辑是以地方自主性扩张为特征的央地关系调整。在"自主性红利"的驱使以及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地方政府分别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权力层面扩张自己的行动空间,以推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改革也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转型,推动地方政府从企业式政府转向协会式政府,促使地方增长联盟发生扩张与重构,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间接化。     

防止利益冲突视角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体制创新研究

廉政范畴视角下狭义的利益冲突,是一个政治学范畴概念,其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范非公共性使用。防止利益冲突是实现有效廉政风险防控的制度安排切入点和反腐败顶层设计的核心环节。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利益冲突的主要范畴以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构建的困境研究方面,应探索如何在制度设计、评估体系、信息公开、廉洁教育、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层面将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反腐倡廉教育机制有效整合与对接,实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制度突破,提升廉政风险防控成效与手段创新。     

基于“政治性议题”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是政治领域永不过时的议题，它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未来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锚定国家安全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过程中的时空定位和使命任务。进一步挖掘安全的内涵和发生逻辑，基于“政治性议题”视角阐释国家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可以在共同体中塑造一种安全责任，实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共建共享。以此为基础的“变局-集成”的治理图式，可以全面分析国家安全治理的风险变局，在“观念-体系-能力”三个层面统筹国家安全治理的集成创新。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演变对我国“后打黑时代”的启示

美国有组织犯罪经历了有组织犯罪民族论,到经济论,再到"犯罪"与"组织"结合论三大阶段。美国有组织犯罪类型的流变与概念的演化对我国有组织犯罪治理进入"后打黑时代"有着诸多借鉴和启示。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对我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应坚持全景式认识,采取治安秩序与经济秩序并重的分类治理的执法策略,调整打击锋芒;在刑法学中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建构刑法有组织犯罪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完善立法、严密法网;与此同时,进一步缓减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有组织犯罪治理有效性与法治原则的张力。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法治是人民的事业——读《法人民说》

<正>贺海仁著《法人民说》结合中国法治进程对人民主权论进行了法哲学阐释。作者用法人民这一术语整合自由、人权、民主、公正、平等、法治等现代性概念,确立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最高地位,构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通过人民并为了人民的法理学。一、"法人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立场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政治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哲学概念。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法治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主权在民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精髓,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法律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国家治理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特事特办"的制度突围

改革开放造就了我国经济奇迹,也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创新空间。"特事特办"起初用于政府治理特定区域事务的政策创新,强调方式灵活、效率优先,契合地方政府治理理念,而后逐渐扩散至全国。在形成演变中,"特事特办"机制不仅构建自身的结构体系,而且基于权力的行使彰显出工具优势。然而,伴随权力异化而生的主体动机错位、客体指向模糊、执行过程失范,让"特事特办"深受诟病。从长远看,"特事特办"机制还将继续存在,但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权力客体性与使用主观性、制度合理性与局限性的两对张力关系,应将其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加以重构,促使"特事特办"机制日益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演进为政府实现善治的有效机制。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国际社会“三种状态”论析——基于“物质”与“观念”的东西方比较

在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中,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是进行国际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本文在分析东西方思想基础上,明确了国际社会的"三种状态":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状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并以"三种状态"为起点,分析其各自的本体论基础,从而在物质与观念的视角下进行东西方文化的对比论析。通过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发现其本质区别,探究差异现象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有利于推动各自文化的发展创新。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从文化视角深化对国际政治的认知,为中国立足于世界舞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新的文化路径。     

从劳动到生产：马克思的生命政治学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蕴含着生命政治学批判的诞生,主要体现于宗教批判的"神学治理"维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口治理"维度,尽管马克思的生命政治学批判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较大的区别:前者以"生命权力的逻辑"为批判对象,而后者的批判对象则是"资本权力的逻辑"。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以"权力"为中心,那么"权力的形成"则是马克思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核心。在此意义上,"权力、资本和生产"构成了马克思权力谱系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权力和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资本权力逻辑;而权力和生产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逻辑。据此,在福柯与马克思理论传承关系的意义上,马克思是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奠基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恢复马克思批判理论在当代生命政治学谱系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在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点方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能”与“不能”——对法治概念和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的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中国一体建设、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国内一些地方近年来也相继推出了以"法治指数"的量化指标体系来评价地方法治状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从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到具体量化指标设计的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是否能够达到法治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目标?需要对法治概念和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理论反思。从理论上说,现代法治概念包含了制度或者治理层面的法治、观念层面的法治和文化层面的法治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缺乏从法治文化高度上推行法治设计的整体思路,需要从宪法至上、程序正义和权利本位三个文化要求和价值指数对其进行重构和引导。     

“现代治理与廉政法治理论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正>近期,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反腐败法治化与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在杭州举办了"现代治理与廉政法治理论研讨会"。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教授、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建明、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曹正汉教授、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红民教授、浙江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所长赵骏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权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理论研讨会。本次理论研讨会围绕     

马克思“社会本体论”哲学视域中“社会主义”的内涵解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并以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为理论旨归。其哲学上的社会本体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以社会本位论的形式呈现出来。"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即:经济层面实行社会所有制;政治层面实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文化价值观层面实行超越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社会本位。"社会主义"的如上三重基本属性不仅是哲学的理论预设,更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证。     

以公正为核心,构建人人共享社区

<正>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看起来确实难度较大。但事实上,只要我们通过民主与法治的办法,切实为了人民的利益认真地、负责任地去做,治理起来并没有那么难。江欣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治理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家治理,目的解决"权力公正"问题,即建立一个公正的权力结构问题;二是社会治理,目的是要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真正实现公     

治理主体性塑造与法治生成

治理主体性理论从逻辑、历史、实践等角度对法治构成支持。治理主体性来源于人之为主体并以主体身份进入社会及政治场域的基本属性,这一定性实现了对人的诸多传统状态的历史突破,并为构筑新型政治实践奠定基础。新的治理主体性设置创造了法治意义上的人,构筑了法治的基本价值立场,明确了政治权力在法律中的定位。治理主体性从培育权利及控制权力两个方面推动法治的成长及进步,并为自治性法治体系的形成确立逻辑起点和运作机理,进而推动创造了治理公共性及开放性的法律架构。     

“点到”即可“为止”？——数字监督下乡的治理情境、效应及张力

随着国家治理资源和重心持续下沉,村居小微权力监督正规化、精细化的命题凸显,在如火如荼的数字化变革背景下,数字监督下乡蔚然兴起。以Z省“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平台”运行为例,研究发现,数字监督下乡的确显现诸多积极效应,诸如驱使小微权力运作更趋规范透明的制度效应,捕获异常信息实现智能预警的防腐效应,以及方便居民参与监督并“秒获”回应的民主效应等。但实践中数字监督下乡也遭遇一些“别扭”与“意外”的情形,显示数字监督下乡易于引发一些深层次治理张力,诸如其所负载的科层治理与基层自治治理之间的张力,所主张的精细治理与基层简约治理之间的张力,所追求的规则治理与基层情感治理之间的张力。消解这些张力,需要明确数字监督下乡的行为边界,以谦抑姿态实现数字监督下乡有所进亦有所退。     

派系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

派系竞争导致派系上访的生成,而派系上访具有弱组织性、求援性、非政治性、目标的人格化和参与者的两面性等特征。与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农民上访行为不同,派系上访的目的是"为利益而斗争"。派系上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村治精英,维系村庄内部权力均衡,但也容易导致村政混乱和村庄公共性缺失,增加基层治理成本,耗费国家治理资源。在学理层面,基于村庄派系政治的视角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视野。在政策层面,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决策部门更为清晰地认识农民上访行为的深层根源。为有效治理派系上访,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培育理性、协商的公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