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中“问题村”

作为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多以出租房屋和集体铺面来获得收益维生,尽管政府的农转非政策让他们都变成了城市居民,但是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一直很少有人关注。     

“诚信村”里的另一个中国

正来到罗凤前,在和一些社会学者接触中,他们预测,"无人菜市"的出现,很可能是和这个地方封闭、落后、姓氏单一、宗族势力十分强大有关。但现实不在预测之内。摘菜、洗净、捆成一把把放在菜篮里,然后拎到集市上,吊挂在一棵树下或摆在路边售卖。卖菜的农民不需要守摊,他们只需在菜篮旁标注菜价,并放一个用来装钱的袋子,就可安心回家或下地干活。收市时,农民再去把菜钱收回。也有人粗心,忘了收回。不过,第     

王幸福:为争“村座”整十年

以自费调查河南宜阳县、乡、村三级干部暴力征收农业税而成为去年“中国最著名农民之一”的王幸福,今年要竞选村委会主任了。农民调查员的故事2003年初,王幸福把自己秘密调查的“河南省宜阳县在征收农业税过程中,230余户农民被殴打、非法拘禁、抢粮     

谁来养活“80后”农民?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8%的农民认为土地调整是合理和应该的;只有13%的农民认为"不应调整土地"。还有近半数农民虽然反对大面积调整,但可以进行"小调整"。对于农地调整的原因,农民最普遍的回答是"如果不调整土地,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地多人少,不公平"。     

数字普惠金融激活中国“新农民”

正农民遇上了金融,被最具前端意义的互联网金融所接纳。此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袭"小农,而是经过现代知识和生产方式改造的"新农民"。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现代化的掉队者"的代名词。这在因果关系上很好理解。直观层面上,现代化表现为"去三农化",即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地理空间上的城市化,社会身份上的市民化。于是,共和国初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变异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作为边缘的农村服从于作为中心的城市,被长期     

“三农”问题的旧与新

仅仅用"苦"与"不苦"、"穷"与"富"和"危险"与"安全"这样的字眼看待当前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已经是远远不够的,而是急需突破只关注"农民增收"的思维定式。2011年底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十六大以来的农业成就和农村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2012年及其后的农村工作规划了远景。历史发展到今天,"新世纪"已然走过了11年。若以世纪之初媒体热议的"三农"危局为起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将会得到一幅更为立体的"三农"变迁图像。2000年8月24日,湖北省监利县某乡的党委书记李昌平在公开发表的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对当时的"三农"危局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括:"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苦"、"穷"     

何慧丽：走“野路子”的乡建派

"我觉得有些人对农民是假爱,即使他心里是真爱,他的身体也不允许。"曾经努力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何慧丽如今认为自己的未来在农村,并满意于自己的"回归"。对于发展生态农业,何慧丽只问了一句:"你可以不爱农民,但你爱不爱自己的身体?"     

沙俄改革中的“第三种知识分子”

据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统计,1912年,俄国有自治机构的省份有40个,在自治机构中的人约有8.5万人.他们在其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成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会的知识阶层,改变了"城里有文化的人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城里人的标准语.他们彼此不了解,没有任何共性……形成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状态.19世纪后25年,"第三种人"也曾经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农村建成"反对私有制的堡垒"的思路做过一些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发展渐趋主流,摆脱中世纪的宗法传统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这些农学家——组织者"具体工作"的指导方向,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国特色"社会实践"的工作经验.     

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读经村”挣扎史

正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表现,不是经典自身的问题,而是思想传承是否得法、教授方式是否恰当以及教授者本身素质是否合格的问题。随着采访展开,张中和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你这样问,我这里不欢迎你!"像头突然被激怒的狮子,他严肃地盯着坐在他斜对面的记者,手指向了大门外,屋内气氛骤然紧张而尴尬。这是9月8日上午,《南风窗》记者采访张中和时,问了一下学费情况后出现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也是前一天画面的延续,前一天的访前沟通,记者刚入屋坐定、     

长阳镇工会“长宽高”并举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

本刊讯近年来,长阳镇工业发展迅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递增,长阳镇工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在镇政府的支持下,以培训的方式帮助农民了解新形势、掌握新技能,形成了"长宽高"并举、构筑立体化培训网络的态势,受到了当地农民的好评。     

“工伤歧视”法律问题初探

问题之提出"工伤歧视",应将其完整地称为"工伤保险歧视"。在2004年1月1日之前,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是不享受甚至没听说过有工伤保险这回事。即使在《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的今天,许多地方仍继续按照当地先前出台的关于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也就是说,仍然有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能够享受国家规定的合法权益,包括工伤保险请求权。     

海南“感城事件”撬动农村安全阀

海南"感城事件"的新指向是,农民"以暴力问责政府",向"乱作为、不作为"的基层政府机关投不信任票。     

陈家井村再现“黄宗羲定律”

和以往"黄宗羲定律"现象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由于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赋税加重,而是来自一个让农民竞价投标购买宅基地的办法。     

80后“返乡知识青年”

3年"村官"路,宿迁大学生"村官"们还没走完1/3。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众目睽睽之下,试图变革农村经济、维新农民观念、缩小城乡之间那道越来越大的鸿沟——这一宏大的历史命题,是他们能够完成的吗?     

“云南第一村”,老榜样遇到新问题

正集体经济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事,也高度依赖相应的组织机制和文化建设。这是大营街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关系到集体化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在这里的最终命运。从玉溪市区出来,5公里后就进入了大营街社区,入口处树立着一个石柱琉璃瓦的牌楼,上书"云南第一村"。这是1995年大营街总收入破10亿元之后由云南省有关部门认定的,牌楼的背面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的题词:"中国农村     

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法律认定

199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都对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问题做了相应规定,但至今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村级自治组织,村级党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村下属各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村民集体管理组织都应纳入《解释》中"村基层组织"的范畴。并且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时其行为应符合"公务性"特点,并且从行为人所管理公务的性质、内容、财物来源进行仔细区分。     

“庞大”的秘密

在一个庞大的上市公司和一套设计精巧的"合同"面前,似乎没有什么能帮助这些出身于农村、怀抱劳动致富梦想的农民车主逃离家破人亡的惨剧,无论是法律还是别的什么,都不站在他们这边,他们能选择的只是忍受或者死亡。     

公安厅长的“农民观”

请农民工吃一顿饭,自然是实现不了农民和政府、农民工和城里人实质性和解的。但它是一次握手,表达了愿意与农民工平等对话的态度。5月27日,通过微博,陈里邀请8名农民工在西安吃饭,陈里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因为这一特殊身份,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有人说他"作秀",有人向他诘问,也有人为他辩解。"如果网友们知道我不仅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而且还是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民犯罪学的学者,就不会对     

“民工荒”的背后是“四荒”

一个时期以来,世界性用工荒不断蔓延.但与国外不同,中国频频出现的"民工荒"不单是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经济现象乃至政治现象."民工荒"的背后隐藏着"四荒":家庭荒、制度荒、薪酬荒和技能荒,正是这"四荒"带来了"民工荒". 家庭荒 农民工长期外出,客观上带来家庭经营荒、家庭责任荒、社会关系荒. 首先是家庭经营荒.外出务工的农民大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外出使家庭承包地粗放经营或无力经营,家庭养殖及农产品加工等副业也无法开展,导致家庭经营收入大为降低.如果打工收入再不高,忙活一年,回到家中,里里外外一算账,总体收入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