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走向终结

农民不仅是旧时代的弱者,新时代也依然是弱者。在乡村的发展中,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似乎都是在与传统和熟识的生活告别,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承受着很大的痛苦。让农民自己选择,提供可以让这种独立选择实现的条件,即使不能让痛苦消亡,也可以减轻痛苦的伤害。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发展失衡，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从湖北情况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及发展失衡也相当明显，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及发展失衡的三种表现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发展失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正式超过农村人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和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表明,以农为主及以农立国的时代正成为过去,一个以城镇主导及以工商立国的城市中国的来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农村空心化,农村社会的开放性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地政府也纷纷启动和加快了基层改革的步伐。人口、资源大规模流动,市场空间、城市空间以及人们的经济社会空间日益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基层组织与管理单位,迫切要求构建与城乡开放流动和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不仅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空间体系的重构,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重建。     

论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论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项继权８０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选择怎样的农业发展战略，实现农业快速、稳定和协调发展，是关系到我...     

中国特大城市过度极化的根源及其治理

城市极化是人口和资源在城市空间聚集及非均衡分布的过程和状态。一旦人口和资源的城市聚集超过了城市综合承载力,就会出现过度极化并造成诸多的“大城市病”。我国一些特大城市过度极化不仅是市场自身极化造成的,也是城市政府权力极化推动的,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叠加的结果。特别是现行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城市组织与管理体制、财政与资源分配体制以及长期以来的GDP发展导向对城市极化推波助澜。反极化不仅要通过政府之手纠正市场失灵,节制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更重要的是必须防范政府失灵及反向调控,切实消除助长极化的制度性根源。当前应推行城镇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分离,城市去行政等级化;从差异化政策转向普适性政策,区域和城市去特殊化;实行均等化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引导区域均衡发展;发挥市场资源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立足城市综合承载力因势利导,强化政府的调控;立足“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城镇发展方式。     

论廉洁政治的制度基础

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各国政府和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者构成了廉洁政治自身完整的内在逻辑,反腐败必须致力于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反腐败的核心和根本之策,当前必须进一步推进涵盖"教育、预防、监督、惩处"各环节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在廉政教育环节,分别针对干部、政府、政治领域加强思想培养;在廉政预防环节,着重制定针对干部的限制特权、财产申报等制度,政府领域进行机构改革、政务公开、财务审计等创新,政治领域严格规范政党行为、加强新闻自由、实现公民参政等;在廉政监督环节,充分调动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廉洁政治建设的参与;在廉政惩处环节,通过党纪处分、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手段,为建设廉洁政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县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是什么

县乡政府机构和人员膨胀并不是单纯的机构设置和人事管理失当造成的,也不是仅靠单纯地精简机构和人员就能解决的。地方机构臃肿、财政困难及农民负担过重,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功能及其权力过度扩张的结果。因此,明确政府的基本功能及其职责并由此确定政府的纽织形式及政府间相互关系,是当前县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     

党建何以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整合—回应—参与”的动态分析模型

将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战略部署。基于“政党—国家—社会”视角,建构“整合—回应—参与”的分析框架,对H村党建引领促进基层治理蝶变案例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与动态互动逻辑。研究发现,H村党委通过价值整合和组织整合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凝聚与政治关系再生产,从而型塑具有责任共识的有机体;党和政府通过话语回应和行动回应,及时高效地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政治信任的黏合度;群众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使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得以彻底激活,形成具有长效且持续的集体行动源。最终,在党建引领下,政党、国家、社会的力量均得以调动和激活,共同促使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变和提升。     

新社区是新农村的基础——对湖北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建设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湖北仙洪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建设的调查分析,讨论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强调新社区是新农村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结合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湖北乡镇改革的新思维

湖北的乡镇改革不仅是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作用,也强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领域的资源配置作用;它所追求的不是“大而强”、“多而能”的政府,而是“小而精”、“专而强”的政府;它所坚持的不是公共服务的政府垄断,而是多元合作。这一切无疑是我国乡村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也是我国乡镇改革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