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之定位

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是环境刑法基本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直接体现刑事法律的价值追求并决定环境刑法的学科属性。我国现有的环境刑法是基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而建立的,这导致环境刑法在其体系构建、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刑罚具体设置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现代环境伦理观要求环境刑法必须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环境刑法立法体系。因此,重新认识和选择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和价值观,在"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下确立环境刑法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才能为我国环境安全提供科学的刑事法律保障体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国刑法机能的价值定位

从价值观意义而言,刑法具有保护以及保障这两大机能,二者在刑法体系中既相互统一又长期冲突。将其置于更广阔社会维度内进行考察,通过刑事一体化的思维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二者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参照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今社会犯罪态势以及监狱行刑效能,结合现代刑法理论,能够对我国刑法机能的定位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论“新失业群体”犯罪的刑法规制策略

新失业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峻,对这一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的规制,必须坚持刑法之内和刑法之外两个视野,确立理性的防控理念,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调节器。具体来说,对松散的新失业群体的团伙性犯罪应进行有效分化、瓦解;对贫弱群体的＂亲属相犯＂应做非罪化处理;在刑事政策上,应注重从对罪犯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罪犯的教化、改造,注重受害人的抚慰、赔偿和对被犯罪破坏了的社区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论我国当代环境刑法理念

理念是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当前,我国已经步入环境高风险的时代,环境刑法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发挥其应有的保护机能,亦应做出相应的回应。本文根据对不同发展阶段环境刑法理念的分析,论述了我国当代环境刑法应持有的理念,即当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刑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刑法理念以及谦抑的环境刑法理念。     

道德的救赎：“见危不救”现象的刑法学检视

见危不救现象在学理上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与＂普通公民＂型的见危不救两个大类,包括＂职务＂型见危不救、＂特定关系人＂型见危不救、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和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四个小类。现行刑法对不同类型的见危不救现象的反应还存在力度不够与方式不当的不足。不能试图通过刑法来塑造所谓＂积极的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其缺乏刑法的人性基础,也与刑法之善的合正义性,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理念相悖;刑法在此问题上的道德救赎功能表现在,针对无重大危险的见危不救应通过设立见危不救罪来加以刑法规制,同时通过激发正当防卫的鼓励功能来发挥刑法在道德救赎上的作用;道德的救赎不应仅仅寄希望于刑法,而要进行整套法律体系构建的考量。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在“示范标准岗”建设中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与探索

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塑造＂三有＂队伍是公安队伍建设一项永恒的主题。以＂示范标准岗＂建设来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符合交警队伍实际,要坚持从交警队伍实际出发,以＂示范标准岗＂建设为实践载体,通过抓好概念—理念、理念—实践、实践—信念三个环节,着力在交警队伍中培育具有警种特点的核心价值观。     

论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

社会转型与变迁时期社会极不稳定,社会动荡与社会发展的机遇相互并存。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必须全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借鉴社会冲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着力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维稳机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是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法律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建立＂社会共享价值观＂是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是整个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军事刑法若干问题思考

军事刑法在国家刑罚体系和军事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军事刑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和运行方式。文章对军事刑法由于刑事法律和军事法律的双重属性所带来的自身概念的缺失,以及军事刑法与刑法理论直接存在的价值冲突等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精神、存在体例、法律理念等方面提出完善措施。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在立法理念尚须进一步推敲与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司法环境限制因素的影响下,新刑诉中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仍有未尽之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原则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立法体例相对集中,具有“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创新性制度。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刑事和解制度再探析——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赔命价”制度是藏族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其不可能予以简单的消除。在“赔命价”制度与法定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若欲既维护国家制定法的尊严又尊重民族习惯法,便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赔命价”习惯法纳入司法程序中来。     

民族法文化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目标

在刑法解释目标上，主观解释论虽然对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至关重要，但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会加刷二者之问的冲突；客观解释论虽然可能使刑法解释偏离刑法立法，进而削弱刑法立法对刑法司法的制约，但对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因而，就具有丰富的民族习惯法实践且法治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而言，在刑法解释目标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为主，主观解释论为辅”的综合解释论。     

宪法约制刑法的中国解释

宪法与刑法同属公法范畴,无一例外地受到公权力的礼遇,在它们之间也因此形成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宪法约制刑法”注定成为了民主政治所无法回避的世界性命题。事实证明,与其由国家直接控制刑法,远不如交由完法约制更为妥适;宪法可以对刑法施加政治影响,但其广度和深度也需要有所约束;刑法固有的价值取向如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原则何以成为解围的准则;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     

优先：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理念重塑

以往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由于将＂国家权益＂或＂被告人权益＂等诸多权益凌驾于＂被害人权益＂之上产生的悖论在现实表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地位未得到合理的重视。或者说,在诸多权益权衡之间,被害人权益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权益,然而只有被害人权益保护才是刑事法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正义。因此,在出现被害人权益与其他权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坚持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实质优先性,实现最初的人本关怀。     

我国商标权刑事保护的现状与趋势——基于对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考察

我国对商标权的保护采用民事救济和刑事救济并重的方式.当前侵犯商标权发案数正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商标经权和商标犯罪现象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我国法律扩大了商标的注册范围,认可了“一标多类”的商标申请方式,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表现出逐渐拓展的态势.我国法律对驰名商标实行被动保护,并暂不将“淡化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这体现了理性的立法思路.鉴于侵犯商标行为不断规模化,共同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成为法律严厉打击对象.商标权利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这更有利于实现诉讼的实质平等,进而保护商标权利人的权利.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探讨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刑事和解从实践正式走上了立法层面。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的分析,结合《刑法》规定,对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自诉案件以及疑难案件进行讨论,提出对于侵犯公法益的案件绝对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的核心思想。     

乡土社会中公力救济异化的理性分析——以民间法中的“私了”为叙事视角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地方特色已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以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了”现象为解读文本具有实践价值。以国家——社会作为叙事平台，需要对“私了”的概念从实质上进行重新厘定；从哲学上的优先逻辑理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冲及传统文化中的“厌颂”观念进行理性考量，可以显见“私了”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文化基础。对“私了”现象进行国家法改良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形而上的观念的转变；形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研究——结合地方关于刑事和解规定的分析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前提性内容。要解决这一课题,有必要充分比较分析关于刑事和解的地方规定,揭示刑事和解的内涵要义,划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形式;有必要深入阐述刑事实体法关于适用范围的学理知识,确立适用范围的确定原则,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规则。应当以开放、灵活、综合的思路,根据立足价值意蕴、体现刑事政策和依照法律规定的三个确定原则,在确定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实现案件范围“质”的划分与具体条件“量”的限定相统一,在确定规则的具体步骤上按“适用与排除两分法”与“范围与条件互动化”分两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