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关于“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一个历史文本 ,“五四宪法”展示了现代宪法之理念及理想 ,其内在体系具有逻辑自洽性和价值合理性 ,然而作为一个制度实体 ,“五四宪法”的外在运行却遭遇无以化解的困境。“五四宪法”遭遇困境之根源在于宪法认同之缺失与宪法权威之缺位。鉴于宪法之为权威所凭借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未被习识和采信 ,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之法治未能成就 ,在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于是出现断裂。“八二宪法”秉承“五四宪法”的价值理念 ,因而“五四宪法”的历史境遇对当代宪政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法治视野下宪法适应性之解构性考量

宪法的适应性是指宪法内容准确反映或通过自身之应变方式,使宪法内容适应社会发展的特性。宪法的适应性与宪法的权威、宪法稳定性以及宪法的持续效力密切相关。宪法之适应性要求宪法科学合理,包含民主、人权、法治三要素等要求。宪法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普通立法等机制增强其适应性。     

宪法监督司法化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

宪法监督制度的设立及其实现是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保障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主要依据 ,没有该项制度或该项制度不健全 ,就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种非司法化、非专门化的监督制度 ,在现实运作中存在着不少弊端 ,不能充分、有效地保障宪法的实现。因而 ,我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 ,应重新建构新的具有司法化、专门化的宪法监督模式。     

关于我国宪法权威树立的初探

本文指出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宪法根本法地位，对于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原因，导致公民宪法意识相对单薄。因此，树立宪法权威对于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宪法至上与权威合法化

权威是保证国家政治忠诚、维持稳定的重要元素,它需要合法化支撑。合法化与合法性不同。合法性涉及规范和评价,合法化是一个过程。法治国家权威是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的结合体,其合法化条件包括社会力量和利益冲突、力量对比、工具意义上的宪法。宪法权威合法化的生成除修改宪法之外,尚需积累进化理性形成宪法惯例及发展宪法解释,以促进政治忠诚与自主性的结合,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     

从实质宪政到程序宪政

宪政一词源于西方,是指以宪法为依据的民主形式,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运作过程.其实质是民主、人权与法治。     

论建立宪法控诉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不适应的条件下,我国确立宪法控诉体制是必然的。同时,建立宪法控诉制度有利于提高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大国崛起:呼唤行宪智慧

回望历史,启迪未来。在中国走向大国崛起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宪法为根本依据的法治创新乃是必由之路。2002年12月4日,在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胡锦涛同志为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行宪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力行法治的重心,这也是大国崛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工程。     

试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将其运用到司法程序中,作为审理具体案件的直接依据是法治发展的必然。但我国法律对宪法司法化问题尚无明确的规范。宪法司法化存在着一些障碍,这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因此,实现宪法司法化,维护宪法权威,更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已成为当前法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实现宪法司法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但其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其在实际中缺乏操作性而常常被"虚置".宪法司法化必将有助于强化宪法效力,维护宪法权威,它是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宪法司法化是宪法的生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既然是法律就应当在司法领域中加以运用,这就涉及到宪法司法化的内容。宪法司法化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宪法司法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发展的趋势,我国也有适用的必要性。     

实现宪法监督司法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依法治国是国家构建社会文明的重要措施。宪法在国家法律中是作为核心基础的,这就明确了依法治国的根源在于以宪治国。但在我国,虽然宪法的地位是在其他法律之上,可是对宪法的权威意识不够注重。因此,对于宪法的权威保护在于设定宪法监督,这是体现国家依法治国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此种制度的设定或制度不完善,则国家无法顺利完成法治建设。但我国宪法监督的设立不具备司法和专业化,因此,在实际情况下存在大量的运作问题,不能有效并且合理保护宪法的实施。这就需要我国参照别国设立宪法监督制度的经验,重新构造具有合理化和司法性强的宪法监督体制。根据我国国情,宪法监督司法化应采用普通法院模式较为理想化。此模式具有两项优点:一是在我国使用此种方案不会使政治体制发生改变;二是此项方案依靠的是现代司法运作原理。当然,要推行宪法司法化不能操之过急,应逐步解决宪法司法化在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推行迈入发展的过程。     

从认识宪法、尊重宪法到依宪治国、法治中国——现行宪法31年变迁、31条修正案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国现行宪法来之不易、生逢其时、角色特殊,31年变迁、4次修改、31条修正案是在改革开放35年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特别是31条修正案集中回应了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发展的深切呼唤,宣导了摒弃集权、打破垄断、放松规制、约束权力、崇尚民主、追求自由、注重平等、尊重人权、保护权利、鼓励公开等价值追求,具有非常丰富的法治内涵,直观地描述了推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梦想。从宪法规范走向宪法现实必须进行长期艰巨的努力,树立宪法观念、改善施宪机制、完善修宪程序是其中的三项重要举措;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复追问的关于宪法权威、宪法生命和宪法发展的若干尖锐问题,应当坦诚认真地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在宪法实践中充满自信地不断推动法治进步。     

宪政: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实现法治国家 ,必须对其予以限定。宪法的限制是第一层次的限定 ,宪政是第二层次的限定。宪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实行宪政是实现法治国家的保证。实行宪政必须对权力进行三个层次的制约 ,即规范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 ,进而要求有高度权威的宪法 ,实行政府权力分立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转型社会宪法修改的模式与功能

以宪法制度的稳定性程度为标准,世界各国宪法大致可以分为定型宪法和转型宪法两种类型。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宪法制度仍未定型。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中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能不同于一般西方法治国家宪法,也不同于一般的转型国家宪法。从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经验来看,宪法修改主要发挥了向后看的确认功能。在全面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宪法修改逐渐开始发挥前瞻性的功能,将社会基本价值共识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为根本规范,进而为未来社会转型提供规范性指引。     

让宪法长出“牙齿”

一个法治的国家,宪法必将具有极大的权威,足以统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法治系统,成为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尤其对于公职人员而言,权力由宪法授予,宪法由人民制定,形象地说,宪法就是人民颁发给公职人员的“营业执照”.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世界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大多会设计宣誓效忠宪法的制度,以体现公权力的合宪性来源,并约束权力行使者的良心和行为.     

宪法价值论

宪法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体现其基本价值。作为宪法的实体价值，人民主权植根于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并成为近现代立宪社会发展的根本导向，在宪政实践的不同层次上得以实现；作为宪法的形式价值，权利——权力秩序的任务在于调整和理顺宪政社会中权利与权力这一政治矛盾的关系，是人民主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这两重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必然要求现代社会保证宪法的至上权威，完善宪政制度和组织结构，实现宪法主治     

困惑与思考：对我国现行宪法的审视

宪法本应具有极大的权威，然而，在现实中，我国宪法的权威却不尽人意。本文认为，这与我们对宪法的定性、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内容、对宪法的认识以及缺乏监督宪法实施的有效制度和机制有关。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新时代宪法的实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切实运行、宪法理念的深入人心、宪法文化的亘古长青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项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历史叙事与宪法制度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党的领导制度、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成为了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体系.我国宪法制度与西方宪政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2018年我国宪法修订及时回应了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宪法实施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体现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宪法实施的三大方略,即政治方略、法律方略和意识方略,并对宪法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