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宪审查在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作用

东欧转型在法制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普遍建立以宪法法院为审判机构的集中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法院通过对宪法文本中法治原则的阐释以实现国家转型的法治目标。宪法法院阐释的法治原则内容具体包括法的安定原则、分权原则、合比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和基本权利司法救济保障原则等五项原则。     

宪法法治原则的司法适用技术

法治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使其发挥作用,必须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为若干项较为具体的适用技术规范。宪政国家积累的经验表明,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具体的适用技术规范:法治原则支持宪法的最高地位和违宪审查;法治是以宪法拘束公权为指向,强调法高于权力;法治原则确认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宗旨;法治原则支持保障司法独立和公正;法治原则支持法律的确定性和禁止溯及性立法;法治原则蕴含平等权或支持平等权的扩展实施。通过这些适用技术规范,法治原则的内容得到了充实,法治原则便于认识和操作,法治原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法治原则的生命力得到实现。     

试论税收法律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缺失及完善

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的基本原则,近代法治国家基本都将它作为宪法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与法治,从而制约了税收法律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据此,作者提出对宪法作相应的修正和补充。     

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正无罪推定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原则,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为被告人的利益"和"一切主张在未证明前推定其不成立"这两项著名原则,确立于近代,现在已为联合国人权公约和法治国家宪法所确定,并逐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典所规定。关于无罪推定原则内涵的认识,两大法系的观点不尽相同。英美法系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仅为一项证据规则,用以     

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理基础

治安承包现象引发的广泛社会争议是我国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改革沉浮的真实写照。对宪法基本政策条款和民主国、法治国及社会国原则的解读显示,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并不违反我国宪法文本和宪法基本原理。"国家和社会"条款在行政法律规范中频频出现以及行政法上辅助性原则、行政过程论的阐释表明,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同样具备合法性基础。我国政法工作一以贯之的群众路     

《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

由于英国宪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独特的不成文形式，因而判断它的起源不可能以某一完整成文法典的制定为标准，只能以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为依据。本文认为．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原则可以确定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在英国古代法治传统和封建法两大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在相当时期内，该原则一直隐藏于封建法权关系的外壳中．13世纪初，基于英国王权与贵族阶层间的特殊力量对比结构与斗争性质以及反约翰人民大起义及其胜利所提供的历史契机．这一原则实现了从封建法形态向近代宪法形态的转交．其结果是《大宪章》的订立。在此后两个世纪内，《大宪章》对于英国议会的产生和议会制度的形成、人权保障及法治的早期发展仍然功不可殁．所以，《大宪章》作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审判独立原则体现不同国家宪法体制与本土化的经验。1954年宪法第78条确立的审判独立原则为新中国司法体制奠定了合宪性基础,体现鲜明的中国宪法传统与特色。在司法改革成为法治“热门话题”的今天,认真回顾1954年宪法“审判独立原则”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审判独立原则的现代价值,从历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寻求实现审判独立的内在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之道 以刑事法治为视角

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贯彻落实法制统一的宪法原则奠定了法律文本基础。但应该看到,统一的法律条文尚不足以确保法制统一,而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

比例原则已被全球法治实践反复证明属于人权保障的利剑,必将成为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标准。为了更好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并消除对比例原则适用范围与功能的误解,有必要探寻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依据。通过解释我国《宪法》中“权利义务一致性”“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法治国”“征收征用”等条款的尝试,均不能很好或完全地推导出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本质在于调整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合理确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比例原则内置于权利和权力之中。通过解释我国《宪法》第51条的“权利的限度”条款和第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可以得出比例原则在中国具有宪法依据,属于宪法基本原则。     

浅析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原则

财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保障人权的基石.通观世界各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范,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原则主要有保障原则、限制原则和补偿原则.这些原则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为其提供了更加严密和清晰的保护,不仅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理基础,也具有强烈的现实...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

宪法上的劳动权包含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两类,我国现行宪法仅规定了个体劳动权,对于集体劳动权在宪法性法律上有不完整的规定。通过对德日两国有关个体劳动权规定的比较,不同的宪法文本、宪法理论对劳动权的性质的影响巨大,从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历史和体系来看,应属于社会权属性。作为一种社会权,劳动权仍具有两种给付请求权功能。同时,对于劳动义务,应将其理解为对公民劳动权的一种内在的限制,但在宪法上作专门规定的意义不大。     

Frustration: The mold of judicial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Framers understood the Constitution to be the fundamental expression of the rule of law over against the arbitrary, intemperate, and unjust “rule of men” that all too frequently existed in the political world, unfortunately both democratic as well as monarchical. Accordingly,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a well functioning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that includes legislative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federalism, etc. What happens when this “Madisoni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designed to express “the deliberate sense of the community,” runs into a Judicial branch that, in effect, claims we live under a Constitution, 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we say it is. Must the Judiciary itself be subject to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cisions of a constitutional majority, or does their “independence” extend to being independent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us, decent majority rule? How did the original John Marshall Court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what light do the leading cases and controversies sh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shall Court and the Madisonian System? Are we facing a situation of Marshall v. Madison?     

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

九九修宪前夕，围绕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法制改革优先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认清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九九宪法修正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稳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明确法治与人治的分野， 坚持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 尤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法治观念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法治观念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学界有关公民法治观念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公民法治观念的科学测量、理论概括与学理解释等方面尚存不足,对于公民法治观念的现状特征、变化特点、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等问题仍缺乏足够的认知与研究。本文认为,公民法治观念的研究要特别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建构科学测量法治观念的指标体系,优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对话。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依宪执政：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

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进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依宪执政更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依宪执政州确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方针、原则、途径和任务等具体要求,而落实依宪执政的关键环节,就是运用宪法思维和宪政体制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