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观视野下的“我”与“他者”的关系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引入＂他者＂概念,＂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我＂通过＂他者＂展现自身的力量,＂他者＂是＂我＂的外化,二者相互依存,但是也具有非同一性,是有差别的同一。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只有在更高层次上确立＂他者＂意识,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什么样的人最成功？

什么人最成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不想它的答案在《论语》里：＂克己＂功夫到家者最成功。 圣贤的历史,本质上是一出＂克己＂的历史。＂圣雄＂甘地是一个最为突出的典范。就衣食住行而言,他坚持穿自己织的土布衣衫,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是素食，从来没有桃色新闻，35岁就彻底禁欲。对他来说，蹲监狱像做客。     

全国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基地举办司法精神病鉴定培训班

8月9日～11日,在吉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2011年度司法精神病鉴定培训班在长春举办。本次培训班着重介绍并推广了2011年司法部颁布的＂精神障碍者司法鉴定精神检查规范＂、＂精神障碍者服刑能力评定指南＂、＂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三项规范。     

从“咒死标语”中读出什么

近期,在宁杭高速公路二期绕城公路跨线桥上,经常有车偷倒渣土。出于对这种不良行为的痛恨与无奈,当地环卫工在高速公路护栏、桥墩、交通标志牌上涂上＂倒垃圾者翻车＂或＂倒垃圾者不得好死＂等＂咒死标语＂。这＂咒死标语＂无疑非常＂吸引眼球＂,但能否真的震慑那些偷倒垃圾者,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互动

苏力老师在《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首次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制订法＂与＂民间法＂两者在不时地发生着冲突和亲和,这一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加快了中国法治之发展。＂制定法＂作为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一般行为准则,并不是自人类产生本身就有的,它具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它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代表历史不同阶段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制性。原始的道德规范成为＂民间法＂的温床,当＂制定法＂刚刚萌芽的时候,＂民间法＂及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便融入其中。＂制定法＂作为道德规范的强制者和协调者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强制力调整着社会关系,使之有着不同于民间法的正式制度。法治的本土资源使法律更人性化,也更便民、利民,＂民间法＂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种习惯性行为规范,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司法救济中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山西票号身股制与员工持股制的比较研究

山西票号身股制是一种允许＂身股＂（人力股）与＂银股＂（货币股）并存的合股经营制度,它具有严格的顶身股者遴选机制、有效的顶身股者激励机制和严明的顶身股者约束机制。员工持股制具有股权结构多元化、激励监督有效化和分配机制合理化等方面的特点,这与山西票号身股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股权确定机制、权利义务配置和规范表现形式等方面,山西票号身股制与员工持股制还是有较大差异。对于当前我国推行员工持股制而言,可以从山西票号身股制中获得如下一些启示：充分发挥商事习惯的功能;确认人力资本的法律地位;限制或禁止人力股的转让;放宽员工持股份额限制。     

易发生、难纠正：我国冤案运行机制的社会学考察

著名法社会学家布莱克的＂案件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案件的命运就取决于案件的社会结构＂。从社会资本的利益博弈来看,致冤的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致冤案发生的主要环节之间的主体结构及其之间相互关系,或简单理解为司法机关之间的内在博弈。我国由于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无论是在制度内还是在制度外,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加之背后的利益机制,导致冤案易发生、难纠正。在伸冤者与致冤者的博弈中,伸冤者由于天然的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其社会资本远远弱于致冤者本人及其代表的国家机器。冤案之所以难以纠正,与目前的＂自错自审自纠＂体制、过于严格的＂错案问责＂机制及办案单位自行支付赔偿的做法有关。因而,应从根本的制度和机制上着手,为＂有错必纠＂扫清路障。     

崇拜骗子的受害人

那莘莘学子向住的象牙塔,笼罩着的不仅是学子和家长们的＂大学梦＂,还有许多居心叵测者的＂发财梦＂。     

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刑事推定

销售伪劣商品罪是作为类罪而出现在中国刑法分则之中的。[1]由于销售伪劣商品者并未亲手参与伪劣商品之制造,因而其对自己所销售商品之实际质量未必有着确切了解。故此,在销售伪劣商品时,销售商是否＂明知＂该商品确属伪劣商品,也成为销售伪劣商品罪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借助刑事推定,在具体个案中可以对销售伪劣商品者＂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予以确定。     

日本振兴银行弊案

一个以＂金融维新＂为口号,自称是＂中小零售企业的扶持者＂的银行,由于内部管理混乱,非法操作,很快走上绝路。其教训值得深思。     

把三尺讲台向战场延伸

日前,武警学院边防系毕业综合演练拉开战幕,从课堂到训练场,处处＂硝烟＂四起,学员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接受全面检验。姓军尚武是军人主业,军校教员是综合演练的筹划者、实施者,也是引领新观念、新训法的＂科研者＂,必须要把战斗力标准立在＂演兵场＂,真正为研打仗谋打赢创设临战环境。 ＂名师必晓于实战＂,担负起指挥员、战斗员的历史使命,教员必须应有＂学员身后是战场＂的理念,时刻怀有＂我的课堂关乎明天打赢、我的学员马上就要打仗＂的临战意识。     

“恶意欠薪罪”若干问题分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恶意欠薪＂入罪让被欠薪者看到了希望。但＂恶意欠薪罪＂是否也会像《物权法》一样让人希望越大而失望也越大,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呢？本文通过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规定来论述这些疑问,希望借此引起立法部门的注意,发现不足积极完善,使之真正成为维护被欠薪者合法权益的＂利剑＂。     

柔软的心灵

古代法律即＂刑＂。刑者,从刀从开,开刀问斩也;后来以＂法＂代＂刑＂。法者,从去从水,法平如水也。这其间的过渡就需要司法者的良知,稍加具体,就是司法从业者柔软的心灵。     

清代法律和司法实践对共同谋杀之首犯与从犯的认定

根据清律＂谋杀人＂条,按照其在共同谋杀中的作用,共同谋杀的犯罪人被分为首犯和从犯两类,其中从犯又分为加功者、不加功者和从而不行者三种。同时,清律中所附的明代万历十五年条例对区分各共同犯罪人特别是从而加功者与从而不加功者作了严格的限定,即＂助殴伤重者＂方以加功论。但是这一认定加功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遵守。官员们认定加功与否的标准多与清初律学家沈之奇的观点一致。道光五年对万历十五年条例中规定的加功的认定标准进行了修改,即将＂助殴伤重＂改为＂下手助殴＂。直到清末的《大清现行刑律》,该条例中规定的造意与加功的认定标准等未再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清律中总则部分＂共犯罪分首从＂条与分则部分＂谋杀人＂条中关于首犯与从犯的区分标准及处罚原则不统一的情形并非孤例。而自民国以来,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区分与处罚原则又各有变化。     

向“悬疑新闻”说不

对于标题里带有＂疑＂、＂或＂、＂传＂的悬疑新闻,有人一针见血地指明推波助澜者的微妙心态：＂懒,又不肯负责,还什么都想占便宜。＂毋庸讳言,＂悬疑新闻＂与新闻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容易误伤报道对象,对新闻当事方造成困扰或名誉损害,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     

论离婚不应成为变性的前提条件

《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中规定的＂未在婚姻状态＂条款有违婚姻自由原则。认为已婚者变性之后会导致婚姻法所禁止的同性婚姻的观点,是因为混淆了＂同性结婚＂与＂同性婚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易性癖患者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了＂未在婚姻状态＂条款的利弊失衡。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不认为已婚者变性应当先离婚。＂未在婚姻状态＂条款无助于关于已婚变性者与其原配偶之间关系争论的解决。这几个理由表明,＂未在婚姻状态＂条款应当被删除,易性癖者做变性手术前是否离婚应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从《钗头凤》看中国封建“愚孝”

＂孝者,顺其心。＂言行符合父母的心意,时时处处令老人高兴,才是真正的孝道。但有些人并没能真正领会孝道的真谛,偏偏在形式上动脑子做文章。从汉代实行＂举孝廉＂以后,有人为了＂孝廉＂之冠,在孝字上大做表面文章,误导后人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孝子＂。     

虚怀当竹民国壶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对瓷器的收藏,由于初涉者对古瓷钻研不够,仓促上阵,经常会发生看花眼的事,所以笔者听到＂吃药＂、＂走眼＂、＂交学费＂的叫屈声不绝于耳。人们为谨慎行事,只得逐渐把目光转向年代相隔较近,品相较好的民国瓷器了。     

论行政法对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协调作用

论行政法对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协调作用杨寅引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乃当今中国之大任，这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势必要求政治和法律制度有相应的改善。＂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体现任何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①政府②是国家行政权的行使者，它同市场的...     

论“孝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孝治＂是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它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它在肯定和维护＂孝道＂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在很多领域,需要我们从传统＂孝治＂思想资源中返本开新,寻找出其中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建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孝＂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