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作用及其管制研究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以本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形成垄断。由于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且实行全球经营战略，其活动在有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势必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会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间、子公司与母国间、东道国与母国间，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尤其表现在对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上。针对这些问题，各国纷纷出台系列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活动进行规制。国际社会亦采取相应立法对跨国公司的活动加以规范。我国在面对全球化趋势时，也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简评美国打击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

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为拓展海外市场．跨国公司也逐渐成为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海外商业贿赂一方面损害了其他竞争企业的利益，不利于跨国公司本国与东道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危及到了实施商业贿赂的跨国公司健康发展。随着国际反商业贿赂力度的加大，     

试论对跨国公司的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出于经济组织逐利性的本质需求,其与国家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矛盾冲突。为了避免跨国公司的不利影响,东道国、投资母国、国际组织都纷纷采取立法措施对跨国公司进行管制。充分协调国家管制、区域管制及国际管制的制度关系,是有效管制跨国公司的关键。     

论跨国公司的正道经营与腐败及腐败犯罪

作者在回顾跨国公司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跨国公司的定义和主要特征做出了明确界定,指出它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具有经济开发和征服力,会对本国、他国和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项产生很大影响,这一点是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有所区别的。接着,作者对跨国公司的现实活动和行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揭示和相当深入的多角度分析,认为跨国公司作为财势巨大、设备精良、信息独占的巨型企业法人和集团,是按照其意志有图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其行为既有端正经营和善意,走正道,合法取利,创造宏业伟绩(突出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为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又会因腐败而背离正道,为恶、违法和犯罪,其恶果是超常地深广和沉重,且难发现和应付。针对跨国公司的两重性,作者建议国际社会应顷力合作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出台多种有效规则、制度和法律,乃至成立某种国际管辖机构。实施合力共治机制,既调动跨国公司的积极性,又预防和追究其违法犯罪,兴利除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的承担——从维护东道国之公共利益的角度阐释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推动科技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将从分析现状与原因入手,从多个角度提出解决措施,以推进跨国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双赢的局面。     

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弱化——以中国为视角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是近些年兴起的热点问题,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理论和立法实践相对滞后、发展中东道国特殊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随着跨国资本的不断扩张,深化了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冲突,从而引发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弱化的问题。本文主要是以我国为视角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弱化的现象和原因进行分析。     

实践与争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人权价值的普遍化。跨国公司的逐利本性与东道国本地的环境权、文化权、消费者健康权等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引起人权关切。在国际组织与国家政府公共权力和民间人权力量的双重压力下,跨国公司似乎无法回避人权话题。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或言承担何种性质的国际人权责任,尚有争论。本文指出澄清理论争议,是解决构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体系问题的前提。     

国际投资法体系下的跨国公司法律规制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是国际投资发展的主要动力,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基本主体,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在特定情况下采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将有利于遏制跨国公司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来牟取不当利益,使其无法逃避社会责任。     

当代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大转变,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成为近几年理论界探讨的热点。本文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引入,介绍了当代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现状及中国应对跨国公司企业责任弱化现象的措施。     

跨国公司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深入发展,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并存,经济因素日益彰显,在主权国家继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的同时,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对国际法主体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二战以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性的跨国实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政治关系中。从理论发展和客观实践而言,跨国公司已具备了国际法主体地位。     

WTO体制下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

1992年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和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各种环保意识、法律、规章和措施,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自然资源、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及与健康有关的商品国际间流动,甚至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领域,“贸易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推动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是WTO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考察了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的关系,对WTO的环保贸易条款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协调环境与贸易的途径。     

FTA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研究

自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各国开始积极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含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与WTO体系中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有所不同,有学者将这种情形描述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重构"。知识产权规则作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中的重要部分,各国在此领域的利益各不相同,体现于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的具体规则也各有侧重。其中,网络技术发展作为对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变化有所影响的因素,也是各国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在分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自由贸易协议中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基础上,可以观察其中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结合实际情况讨论我国应当作何应对,从而更好地构建我国主导FTA法律框架中相应的知识产权规则。     

1920—19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是1920—1940年代工人生存状况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化、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形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它借鉴了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工会立法的经验,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部分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大多数是从西方国家的工会立法中借鉴过来的,有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且它的目的显然是以保障为诱饵,对工人进行控制,如《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法规,都包含控制工人、限制工人罢工的内容。尽管如此,它在立法上的得失,仍可为当代中国的工会立法提供历史借鉴。     

关联交易的性质、影响与规范

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资产重组及组织形式变革中，关联交易已成为人们重视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关联交易虽然适应了现代公司制的要求，但也有一定负面影响，为防止滥用关联交易，我们应采取的基本立场是：披露重于存在，规范重于禁止     

The Fight to Globalize Lab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ctivists in the Spread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have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state-centered account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 development between nations while sociolegal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Weberian notions of occupational authority. This study advances a constructivist sociolegal approach emphasizing activist action as playing a unique rol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norm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labor activists' intervention in U.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to examine why labor activists chose to initiate FTA disputes as a social movement tactic and how strategic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s has helped them institutionalize and proliferate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s' core labor standard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legal, unio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longside a content analysis of cases filed under the U.S. FTA system, this study shows the role activists played in advancing “globalized” standard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is study finds that activists spread norms through a gradual mechanism of accre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tanding over the individual outcomes of any given case.     

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家经济安全

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标志着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力量的新型国际安全格局的确立。在这种国际安全格局中,国家经济安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WTO多边贸易体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放大了国家经济安全原有的风险因素,并增加了新的风险因素。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因制度冲突而产生的制度风险。能够在多种程度上减少乃至避免这种制度冲突和制度风险,决定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能够从WTO多边贸易体制中得到效益的程度,进而决定了其在维护本国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能力。     

知识产权平行进口法律规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平行进口的问题日益增多,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冲突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平行进口问题的案件日趋突出。因此,我们应当充分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对平行进口的规定和态度,探求平行进口法律规制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制定相关立法提供建议。     

国际贸易法治的危机及克服路径

当前国际贸易法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之危机。此次危机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及现实根源,但从国际贸易发展历史来看,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从未消失,向来是国际贸易法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当前国际贸易法治危机的根源依然是保护主义的幽灵作祟。今天的保护主义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添加了时代的特点和因素。法治的危机仍然需要法治的方式予以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本质说到底是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不完善、不充分导致的,只有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正确路径。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谈判的新方略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发达国家并未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是迅速形成了新的谈判方略,即把谈判重心由阻力较大的世界贸易组织转移至更易达成协定的区域场合,通过缔结分散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性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此种谈判方略的推进使得发展中国家日益丧失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和实施适当知识产权政策的自主空间.有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发展同盟、发展产业磋商与咨询体系、参与国际组织和智库活动、制定内部谈判指南等途径,改进谈判策略、强化谈判力量、提高谈判技术,引导形成更加民主和平衡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     

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实证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指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国际贸易的方向,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经济理论之一。有数据实证分析说明,中国当前的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中显示出了与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比较优势,从而验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受益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仍然应该建立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