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资本角度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有推动作用,社会资本所强调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和公共精神有助于推动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社会现阶段由于社会资本短缺,导致社会信任难以建立,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制约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建立社会资本生成机制、运作机制与保障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

法学对信任的关注,来源于社会信任危机的来临以及法律对信任危机干预的可能性。社会信任危机的社会本质是时空错乱,既表现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危机,也是制度转型的危机所在。在传统社会中,法律不能直接建立有效的社会预期,而是经由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同构而形成。因此,传统社会中的信任与法律表现为弱相关关系。与此相对,现代社会中,法律无需通过社会规范这一桥梁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有效社会预期,使得法律与信任表现为强相关关系。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在于信任结构的法律改造,即在宏观上,通过改善社会结构,建构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一体化的社会系统,消除社会主体的时空错乱感;中观治理上,通过稳定的法律系统建构稳定的法律预期;微观上,则通过法律对不信任的干预,建立系统的社会信任保护机制和对不信任的惩罚机制。当然,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还需要治理法律自身,防止法律成为社会信任危机的源头。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无形资本形式,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是其核心要素,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并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提供了社会信任基础、社会规范和秩序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因此,可以围绕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加强新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有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增强基层社会自治能力,对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疆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没有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转换;二是基层社会治理片面化;三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治理主体缺失;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效果不佳。要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承认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平等关系;有机地把国家、社会、公民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社会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自然带来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表达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群体的基层社会矛盾,需要用包容性发展理念和思路妥善处理,化解社会基层矛盾,不断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沟通交流中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基层治理向着"善治"方向发展,从而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促进社会科学发展,使社会基层治理机制更加科学与合理。     

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整合、诚信与宽容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实现依赖于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主要体现在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和谐社会的治理离不开社会规范与秩序。这就要求认清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对社会资本进行再造与提升,以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基层领导干部应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而基层领导干部则是打牢"墙基"的"奠基石",所以要特别注重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社会治理能力欠缺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够、方法不当、水平不高三个方面,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水平。     

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道德引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社会动员功能,对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合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动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效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手段。从结合点、关键点、突破点、落脚点等三个方面厘清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从资源嵌入、文化嵌入、场域嵌入等三个方面分析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路径,从而得出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机制创新。为此,要着力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夯实治理基础;健全志愿服务动力培育机制,激发服务活力;完善志愿服务能力提升机制,提升治理效能,保证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性和社会化。     

创新理念不断提升首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复合型实体性载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生态系统工程思路下,探索生态人文社会环境治理实践,以党建工作为引领,进一步深化首都基层治理经验,打造北京生态人文街区、社区、商铺、景区等样本,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采取专业化、精准化、精细化夯实基层,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创造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首都社会治理新格局,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26重要讲话精神,提升首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社会转型期党的群众工作的路径选择探析 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改革的深水区,党的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这使得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繁重复杂的任务和挑战。社会资本是政党对社会施加影响,并最终实现政党领导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深入探析转型期党的群众工作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社会网络资本是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规范资本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保障;社会信任资本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核心和目的。投资社会资本,做好转型期的群众工作,党要从构建社会网络资本、发展社会规范资本、培植社会信任资本入手,最终建立合作、和谐、稳定的党群关系。     

构建公民社会与培育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社会资本同样也对公民社会的成长起着重要的黏合作用。因此,目前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     

全面推进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对社会建设作出一系列部署。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努力实现社会服务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我国社会服务现代化的关键。完善“七位一体”的社会治理运行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社会化与信任的培育

社会化是人类个体不断自主地内化社会规范的长期过程，信任是对他人能作出符合社会规范行为的期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基于内化社会规范而形成的社会规范共识，因此，社会化对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培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培育的基本途径。     

探索中国县乡社会现代转型的新成果——读《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正>县域治理自古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郡县制”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范式，以一体化权力的直接统治塑造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政治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如何诠释与建构以县乡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需要，也是回应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发展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开始迈入发展的新时代,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组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为新时代全方位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一)新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际平。”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