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产品的地理标志保护——以工艺品为例

为保护我国悠久的民间文化,我国对民间文化及其产品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包括专利权的保护、著作权的保护、商标权的保护以及地理标志的保护等。本文从地理标志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对我国民间文化工艺品的保护,以期促进法律给予我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的发展的保障。     

传统民间手工艺品著作权保护分析——对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市场的调查与思考

传统民间手工艺品是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部分数据,对传统民间手工艺品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我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品著作权保护应该从加强相关人员的著作权意识、采取混合式主体保护模式等著作权保护对策。     

社会多元化冲击下的民俗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在全球化、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国内外环境下,民俗文化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冲击面前,民俗文化未能进行价值转型与提升,加之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脆弱,民俗民间文化面临失传,甚至濒临消亡的危机。本文以湖北省长阳县为例,分析了在社会多元化冲击下的民族文化的现状,并提出了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相关建议。     

论濒危民俗文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管理机制——基于制度分析视角

目前,我国许多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正面临着割裂消失、甚至被异化的危险境地;中国传统的口头、形体和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譬如刺绣、印染、剪纸、雕刻、中医药、针灸等民俗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和保护都面临困境。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应当加强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行政管理机制,提高对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保护水平。     

论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执法机制存在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对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我国许多民间文化艺术形式正面临着割裂消失、甚至被异化的危险境地;中国传统的口头、形体和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譬如刺绣、印染、剪纸、雕刻、中医药、针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和保护都面临困境。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应当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执法机制,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水平。     

文化符号商业标识功能的商标法规制——滥用民间文化符号注册商标的非正当性分析

民间文化符号因其非凡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商业标识功能被商家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这种行为多属不法行为。一方面,在未获得第二含义的情况下,民间文化符号直接被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因缺乏显著性而不符合商标法关于商标注册积极条件的规定。另一方面,未经许可的使用很可能歪曲或篡改民间文化符号的内涵,侵犯民间文化保有或传承群体的精神权益和商品化权。对于将民间文化符号抢注为商标的行为,该民间文化的保有或传承人均可根据商标法,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

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就成了国际上最具争议的知识产权问题之一,稍后随着对传统医药和遗传资源保护等认识的加深,人们开始抽象这几类被保护对象的共性,对比它们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在关系。近几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我国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也曾就传统知识,尤其是民间文化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数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已经取得了相当有益的成果。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民间文化艺术法律保护问题的理论储备尚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以下几个问题仍值得思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保护工作囊括了对传承对象、传承环境和传承人保护三方面,其中对传承人的保护又是重中之重.当前我国许多传承人生活艰难,宝贵的民族艺术后继无人,因此剖析传承人的内涵并通过制度设计以规范对传承人保护的工作,使之有序、合理.基于传承主体的不同,将传承人分为本源性传承人和外源性传承人.国家认定制、申请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是认定传承人过程中应当实施的制度.     

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立法背景与思路

我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国家,如何加强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当前,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面临着危机,必须依法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要抓紧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机制、重点保护机制、传承机制、文化生态保护机制,尽快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论民间美术的法律保护

我国民间美术种类丰富,由于自身具有的群体性等特点极易受到侵害。对民间美术保护有利于传承我国的文化遗产,但需要多种法律手段的兼行并蓄。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可以运用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等法律方法予以保护,但现有法律也具有局限性,国家应加快对民间艺术的专门立法。     

公法与私法间的抉择——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正在全面展开,知识产权是否能够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仍存有争议.探析民间文艺著作权保护的缘由是厘清选择何种保护模式必要的举措.社会正义是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采用分类保护方式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优先选择.     

《著作权法》在调整民间文艺相关利益关系方面的缺漏

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中与民间文艺保护紧密相关的是著作权法律制度。我国《著作权法》在调整民间文艺相关利益关系方面存在缺漏。首先最关键的一点是按现有著作权法理论,民间文艺被归入公有领域,民间文艺的改编人往往忽视其保有人的利益。其次是现有著作权法律制度没有准确定义并区分民间文艺领域中改编、整理、翻译、收集、编辑、记录、传承等行为的含义,更谈不上对相关人员与民间文艺保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规定,不利于民间文艺的传承、利用和发展。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路径探索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采取的是著作权法体系下的特殊条例保护方式，但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保护方式都没有充分发挥效用。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自身性质的分析，指出其与著作权法通常所保护作品的不同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有著作权保护机制之外的其他路径，以期达到既能够继承和保留各民族文学艺术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能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目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版权法保护意义探究

不同的实体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或不同的调整方法,相互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我国在强调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文物保护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等基本法律法规保护的同时,不应忽略或排斥对其进行版权法的保护,应尽快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单行条例的制定工作,完善相关的版权法保护机制,以实现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全方位法律保护.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民间文化的法律保护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西部地区来说,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是西部开发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从民族民间文化的界定入手,分析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意义,在了解国内外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法律保护提出建议。     

论民间文学的知识产权保护

民间文学因为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诸多特殊属性,加之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版权法并不保护民间文学或者并不对民间文学赋予特别的保护。虽然诸如版权法、商业秘密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都可以赋予民间文学作品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民间文学的自身属性导致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对民间文学作品的不适应性。例如,建立在个体作者基础上的传统版权制度并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作品。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对民间文学保护的不足呼唤民间文学特殊保护制度的建立。     

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若干思考

民间文学艺术是集体创造物。其权利归属的确定,是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的合法利益的保障,更是促进民间文学艺术在经济社会中实现其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弘扬民族风气,传承民族精神的必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归属,存在不同观点。集体族群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具有合理性,集体族群成立的社团组织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能够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与发展。     

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主体制度之构建

民间文学艺术是集体创造物,以浪漫主义为基础的个人作者观被认为是构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制度的最大障碍。版权作者观经历了从普通工匠到创作天才、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演变过程。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和以自然人为主的传承人享有民间文学艺术版权,这与现代版权制度中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具有契合性。运用法定代理制度可以解决因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民事行为能力欠缺带来的权利主体虚位的世界性难题。     

“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的民俗学意蕴

20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群”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俗学价值取向。沙汀乡土作品的民俗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营造方面；民俗学对艾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家主体行为的选择上，而且对本的创作也存在明显的制导作用；李劼人的小说则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地方志倾向。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对纠正“左翼”小说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The Hand of the Ancestors: Time,Cultural Production,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successfully lobbying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term, culture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sed one of the temporal dimens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o strength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goods. There is another less obvious way that time factors into the regul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is has to do with the modes of temporality within which those products are made and their circulation regulated. In Ghana, where certain cultural products are protected as “folklore” under copyright law, cultural goods from one kind of temporality enter a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belongs to another.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these two ways of organizing time and argue that differences in ways of conceptualizing time also factor into the exercise of power over cultural products. I further argue that the Ghanaian case provides resources for radically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