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行政法的理论界定

国际经济行政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下,国际法学科与经济行政法交叉的产物。国际经济行政法是调整跨国经济行政关系的国际、国内公法规范、原则的总和,换言之,是协调国家政府规制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规范和原则。通俗地说,国际经济行政法指的就是政府经济规制法的国际协调,其内容包括国家间关于经济行政管理规制的国际公法法律规范,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行政法。本文主要通过对国际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特征的界定,以及对国际法层面及国内法层面的国际经济行政法法律关系的梳理,在中国首次尝试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国际经济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以期为国际经济行政法的法学研究与实践运行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国际经济行政法基本原则：平等保护与正当程序

国际经济行政法是调整跨国经济行政关系的国际、国内公法规范与原则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行政法是政府规制市场的国际协调法。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体现了国际经济行政法中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法理基础看,这两项原则既是理性精神的反映,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以及长期法律实践的结果,它对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提出了全新的标准。从实在法角度考察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在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主要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反补贴制度,WTO对国内程序法的要求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旨在从形式的平等过渡到实质的平等,建立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法治与宪政规则。     

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行政法理析解

政府信息放在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规则中分析 ,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义务 ,该义务的法律性质、该义务的具体范畴只有从较深理论层面上揭示才能为行政法治实践对它的规制、监控提供思辨基础。同时 ,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的理论和传统行政法关系的格局也有强烈震撼。     

论国际投资秩序中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二元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考察与理论解释

投资者和东道国是国际投资秩序“平衡木”的两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投资秩序侧重于投资者保护,然而,晚近东道国对国家规制主权空间的强调,使得二元主体结构间的冲突重回各界关注视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输入大国的“双重身份”,迫切要求处理好投资者保护和国家规制二元结构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实施投资体制改革、践行良好的规制实践,以保持引进外资的“制度引力”,防范国家规制违反国际条约;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开展负责任的跨国投资,保持与东道国间的良性互动,防止跨国投资违反当地立法.对中国而言,在新形势下处理好投资者保护与国家规制的利益关系,有必要历史性地微观考察中国历年来投资协定的发展脉络,把握晚近全球投资争端和双边(区域性)投资协定的变迁、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而探讨中国在投资保护与国家规制中的新范式.总之,对当前投资秩序中二元结构的考察研究,这对正在进行国内投资体制改革和参与国际投资秩序构建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论行政检查与行政法实施——以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得到真正落实为视角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基本行政法制体系。目前,如何确保行政法实施已成为行政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首要任务。全面、动态的行政法实施要求重塑行政检查在行政法实施中的定位和功能。行政检查在行政法实施中起着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应作为行政法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独立存在。行政检查具备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构建常态化行政检查机制必须从行政检查之实体规制、行政检查之程序规制和行政检查之监督机制入手,进行行政检查法治化建设,从而实现常态化行政检查,使之有效保障行政法实施。     

关于反行政垄断的立法思考

行政垄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必须通过立法加以规制。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在实施主体、行为属性、法律责任、救济方式上存在诸多差异,不宜在反垄断法中进行规制,否则会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失去经济法的本质,难以与世界接轨。应构建以专门的行政法性质的《反行政垄断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规制行政垄断。     

论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

国际行政法是全球化背景下正在产生、成型的全新法律部门,目前已经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对其基本范畴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通过类比行政法体系的三种类型对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展开分析,并尝试将国际行政法规范分为国际组织行政法、国际实体行政法以及国际程序行政法.在没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况下,这种以传统行政法的若干概念工具来解构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的尝试有益于对这个法域的进一步研究.     

论公立学校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近来发生的一些以学校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引发了我们对学校在行政法上的定位的思 考。公立学校作为一种事业单位,在实质上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法院以授权主体的理论解决学校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的合法性问题,但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合乎逻辑的质疑,这使我们不得不对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进行反思。同时我们借鉴了一些国外的做法,将学校定位为公务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其行使职权时应受行政法的约束,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行政法理论探源——经济法语境下的经济行政法

经济行政法只是在计划经济和集权行政体制下管理行政法中的一个下位概念,它很难融入法治行政法的体系。经济行政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规制,但公法类的经济行政已被行政法涵盖,私法手段的经济行政因缺乏具体的相对人,使得行政法则很难规范。在法治语境下,经济行政法应当与行政法宗旨保持一致,即以政府经济行为为规制对象,因此,将规制经营者的经济法视为经济行政法是一种严重误读。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规制:现状、利弊及展望

国际法领域约束规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模式有四种,即全球性国际公约间接管制模式、区域性国际公约直接管制模式、国际政府组织约束管制模式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管制模式。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国际法律地位的缺失,四种约束管制方式一方面起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都存在缺陷。为了更好地使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除充分利用现有的规制模式之外,亟需制定全球性国际公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管制。     

Between Law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tabilizing Expectations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is article draws on Niklas Luhmann's theory and method to present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increased expectations of global public goods which fail to find adequate accommodation in law. As a concrete example of the limits of law in this respect, it examines the non liquet of the World Court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llegality of nuclear weapons. The trajectory of anti‐nuclear norms is traced beyond the limits of law to the alternative structure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article presents such organizations as stabilizing increased expectations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rough their recursive decision making and their capacity to continuously project those expectations at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is generates observations on th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ole of this form of organiz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当代国际法的新发展与价值追求

在人类面临新挑战与国际社会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国际法全球化与碎片化共存的现象明显,国际法的刑事化现象不断增多,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趋势更加凸显, 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不断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与此同时,当代国际法所肩负的期望和使命也越来越多。发展、安全、人权等国际法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国际宪政思潮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不能回避的课题,国际社会的民主和法治已成为时代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念已渗透到国际法中。     

国内公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际法包括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和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近现代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但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复杂必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等级制与集中化架构,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后发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受到较为成熟的国内法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在借鉴国内公法发展国际法时面临某些重要的障碍,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风险,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国内公法日益影响国际法的趋势对于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

社会中介组织发端于西方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政府"双失灵"的必然选择。作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纽带,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受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影响,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社会中介组织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却不明确。本文拟从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入手,以公共行政理论为支撑,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主体地位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Control Modes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re are overlaps in, so far, largely unrelated research programs concerned with the leg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and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fourth strata of the ge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regulation" literatures reveals a substantial common interest in structures of transnational regulatory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etical toolkit of both strands of literature does not match the task of coping analytically with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in the overlapping realm. To sharpen the analytical edge, the article elaborates hierarchy, market, community, and design as four ideal types of control modes in transnational regulatory spac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number of regimes underpins the observation that control frequently occurs in hybrid regulatory constellations involving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acros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 key example concerns the prominence of domestic regulatory regimes in underpinning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processes, where national rules achiev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as much through competitive as through hierarchical mechanisms.     

国际法的和平软肋——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说起

国际法是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国际法律体系。实现和平的使命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重视国际法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但忽视了实现和平的心理因素。深受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影响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也偏重于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设,对人类内心和平的建设重视不足。虽然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和个别国际组织已经意识到了内心和平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积极努力,但显然还是很不够的。真正的永久和平只能从人的内心开始实现。国际法应该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人类内心和平的宣传和建设。这是国际法的新使命。     

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生与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的崩溃密不可分。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美欧等发达金融体已纷纷采取多种改革办法加强对其监管。以金融稳定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亦对影子银行监管进行研究,并形成了相关建议。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带来的主要威胁是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改革现有金融监管法制的重点也在于此。我国应当积极参与此方面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并适时加强国内的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