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申请证据调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在采行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原则上只能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才能进行证据调查。为保障法院正确地进行事实认定,避免诉讼迟延,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必须具备一定的要件,主要有:证据调查申请应特定化证明主题与证据方法,证据调查申请应适时提出,证据调查具有必要性。这三者分别从申请内容、申请时期、证据调查必要性等不同层面规制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证据行为。     

刍论我国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之立法修正

对民事执行时效的性质、效力等的认识与请求时效制度的正确建构,关系到民事执行请求权保障的程度。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民事执行申请期限性质的认识,形成了"除斥期间说""法定期间说""诉讼时效说"等,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从对民事执行时效性质的再认识,反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所确定之民事执行时效制度,源于认识错误所导致的制度设计弊端显而易见。为保障民事执行请求权,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亟待立法修正,应当借民法典编纂之机,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置于民事实体法立法之中,平衡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时效制度之冲突,并完善民事执行时效届满后的效力认定程序。     

民事案件执行:观念转换与体制重构——以解决"执行难"为视角

"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和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需要转变执行观念、进行体制重构.具体来说,就是要由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全部债权向执行程序的穷尽性转变,要由法院承受向当事人自行承担转变,要由职权推进向过程导向转变,要由片面追求案件执结率向完成案件任务数转变.     

“五反”政策在上海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五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五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五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五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五反"政策在上海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主观阻碍因素和体制弊端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五反"政策在上海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院“执行难”现象亟待解决

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生效后，许多当事人拒不自动履行，另一方当事人不得已，申请法院执行，法院执行庭为此再次立案，运用强制力执行生效裁决———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执行案件”。执行案件多，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已成为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对法...     

为林彪之子选美内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发生兴师动众为林彪之子选美事件，历时近三年，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区。江苏是重点地区之一，经反复折腾，先后有三名女青年被选调北京。     

浅谈“民事执行难”

长时间以来,我国案件的执行问题尤其是民商事案件的执行问题是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案件的结案效率,给人民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执行问题是我国社会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也是棘手问题,如何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化解这一司法难题。为此,建议制定单独的民事执行法;进一步完善信用体制;取消"预收申请执行费"制度。     

论恶意调解之防范及规制——以现象成因分析为基础

恶意调解背离了法院调解制度的原义,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审判秩序。实践中,多数虚假诉讼通过恶意调解结案。"注重调解的司法政策"、"当事人对调解中合意机制的利用"、"社会诚信的缺失"是恶意调解产生的重要原因。现行诉讼法对恶意调解及其引发的恶意诉讼惩罚机制的缺位,也使恶意调解者、诉讼者有恃无恐。可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对恶意调解加以规制。事前规制主要是通过完善相应立法,以加大对恶意调解当事人的处罚力度,使当事人对恶意调解的后果有明确的预测与判断,对其起到足够的遏制作用。事中规制主要是要增强法官在诉讼中发现当事人恶意调解的能力,以正当的程序设计实现当事人与法官间调解权力的平衡。事后规制则重点是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恶意调解提出抗诉的权力,加大对恶意调解的刑事惩处力度,设立相对完备的恶意调解诉讼侵权制度。     

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实证研究——以M县法院为例

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是司法社会化的产物,有利于落实私权自治、提高解纷效率、促进案件执行和缓解社会矛盾.但实践中,法院委托调解制度也面临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推动成为委托调解的动力机制、规则缺失成为委托调解的制度瓶颈等方面.完善法院委托调解制度,应借鉴域外制度,实现立法体系化、程序法制化,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范收费制度和委托调解的基本流程,建立受托主体准入制度、保密制度、中立评估制度及当事人恶意行为的规制制度.     

“文革”期间的几种收费

所谓乱收费，是指公民享受的某些服务，本来应该是免费的，有关部门却以此为由向享受服务者收取费用。当然，应该收费却不应该收那么多，所收之费多于应收之费，也是一种乱收费。“文革”期间，固然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收费，但也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服务。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机制——对“人肉搜索”现象的法理分析

"人肉搜索"是近年来的网络新生现象,引起了法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从法理学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它是公众朴素正义观的一种民间表达,是在互联网时代网民寻求权利救济的方式之一,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网民自发的道德审判。它是把双刃剑,对其的规制措施至关重要。通过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实名制的建立来加强网络舆论的内部规制,通过法律规则、判例和司法解释来形成对网络舆论的外部规范,对充分且合理合法地运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表达平台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十五”期间天津经济发展思路的创新

“十五”期间，是天津向北方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和北方重要经济中心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面对国际国内的竞争和挑战，天津将如何应对?如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认为，关键是要在思想观念和发展思路上实现一系列的创新。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依托再审程序构建案外人救济途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评析

在执行中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救济时,案外人通过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还是通过向执行法院院长"申诉"而由院长依职权审查处理?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在此种情况下,改良大陆法系常用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借鉴法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制度、依托审判监督程序.扩大申请再审的主体范围,构建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应是当下的理性选择.     

西山煤电马兰矿

<正>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马兰矿是国家"六五"、"七五"期间建设的国有重点煤矿,矿井位于吕梁山东翼、汾河之滨,距太原市69公里。马兰矿于1983年11月开工建设,1990年6月正式投产,设计年生产能力400万吨,与矿井配套的选煤厂于1993年10月投产。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察

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方面看,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源流体现在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人民调解协议、部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探索、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立法确立等。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现行规定及其适用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增加申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主体、理顺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管辖法院的规定、确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方式、明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后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中介合同中“跳单”行为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传统上对中介合同中"跳单"行为的规制大多集中于对实施"跳单"行为的获益者进行惩处以缓和失衡的权利义务状态。这些规制路径大多出于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考量,而忽视了法的效率价值,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下呈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性。通过对照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要点,将"跳单"行为放在社会成本、效率价值、均衡原则三个尺度下进行衡量,为阐明"跳单"行为的性质、规范公民行为、提出对应的法律建议提供法理依据。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以高校制度建设为视角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制度腐败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的走过场、制度执行的多变性、制度解释的随意性、制度内容的非良性。防范制度腐败要注意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破除制度工具性理念,树立制度保障性理念。第二,实行基本制度的议行分立,严格制度制定的程序规范;实行执行制度的部门责任制,加强制度执行的民主监督。第三,进一步完善制度,确保制度的良好性;尽量细化制度,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空间和解释的任意空间。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不停止执行原则”浅议

“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提出 《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行政复议法》第21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这里所体现的“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和“复议不停止执行原则”，我们简称为“不停止执行原则”。这条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一旦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即推定为合法有效，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或申请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