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期的法治秩序

NGO的民间治理对转型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与国家法秩序形成了耦合支撑、多元均衡、共谋与冲突等互动和张力状态,而且,还赋有反思性的对话协调机制、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自生自发秩序的衍生机制等秩序生发机制,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撑。因此,应克服NGO民间治理中的中国问题,推动其功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而促进法治秩序的早日确立。     

网络政治博客与现代公共治理

网络政治博客对现代公共治理的介入,激发了现代公共治理中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博客对政治事件的追踪,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公众互动的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提高了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的治理素质。通过建立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话语机制,培育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快速反应机制,甄别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信息的真伪性,都将有助于网络时代现代公共治理的普遍形成。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此进程中,基层治理是最基础性的。通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实行预算民主,云南省盐津县在2014年实行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不仅在基层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而且在基层治理领域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模式,使得公共资金的分配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由于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群众参与预算的实施也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总之,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试点,它不仅对盐津县也对云南省其他地方乃至中国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信息公开与政治公议的合法化展开——一种关于“网络谣言”的宪政主义解读及解决思路

当下围绕着"公意主题事件"而生成的"网络谣言",多为公民基于参与公共政治的联动机制而形成的信息求索机制,属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机能形式。它在填补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信息赤字的同时,为建构良性的官民互动和公信机制提供了充分契机。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平面化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深入,以及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机制需求在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信息交流机制,尤其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公共信息获取路径。因此,需要阐明互联网上的信息生成和传递作为国民公共信息获取程式的必要性,澄清政治公议的宪法化展开逻辑,为"网络谣言"所犯政法禁忌解套,实现借助互联网有别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政治公议的常态化和合法化,并最终寻求其正当性的法理根基。     

基于公共治理视域下的公民资格特征

公共管理发展日趋迈向公共治理,而公民资格,曾一度认为过时,但90年代又成为了政治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因此理论家对公民资格呈现出巨大的兴趣也不足为奇。然而对于公共治理与公民资格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学术界迄今为止关注少,本文就是基于在公共治理视角下来研究公民资格特征。     

协同治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较低。因此,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的社会逻辑——从“难办案件”的处理切入

与传统中国社会难办案件的处理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伦理实践不同,当下中国司法场域里的难办案件处理术,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知识的公共实践。这种知识的公共实践不仅会强化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与控制,而且也有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生活的整体建构。因此,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就不仅要留意社会转型对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司法知识对于社会的型塑,以便能够在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司法知识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系统全面而良性互动的机制,最终推动中国司法与社会全面而优质地发展。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表征。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现代法治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在中国语境中,其基本特质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依法治理,三是公共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性。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是     

以司法回应时代:通过司法的社会治理——以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司法需要落实国家法秩序,实现国家法律的各种安排与预测。另一方面,司法需要回应社会,实现司法的社会治理。而要透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要对中国当下的司法能量发挥、社会转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因素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具有多样司法特质、与政治良性互动、塑造时代价值、自身良性发展的中国司法理想图景。     

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安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法治化水平如何影响着公众对社会治安治理的评价。基于CGSS(2015)(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探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水平的影响机制发现,民众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感到满意。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多样性及参与的有效性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评价均产生显著影响。文章认为未来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需要从畅通治安治理信息公开渠道、完善网络参与法律制度和提升公众参与认同感入手。     

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与城市治理秩序重建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更侧重于阶层定位而非法律定位、策略性选择而非制度性安排,是一种分列式方案而非一体化布局,存在诸多局限和问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出发,城市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应从市民化转向公民化,着力于公民角色、参政空间、文化兼容和一体格局的建设和拓展."公民化"有利于促进制度认同、公共参与和自律秩序的形成,从而形成多元治理秩序.只有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城市治理秩序,从而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与走向以医改进程为中心的考察

公共政策合法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治理论问题,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变量。三十年来的"医改"进程表明,公共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并促进了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时代转向,即从内部创议走向社会动员、从公众默认走向价值回归、从符合真理观走向共识真理观、从中心的内部循环走向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展现着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民主化变革。虽然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无疑构成了对多元和谐秩序的关键支撑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兴动力。     

构建媒体与司法和谐关系的理性思考

公平正义是媒体与司法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是构建司媒和谐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司媒和谐是信息传播现代化、公共管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达成这一愿景，是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的迫切需要。“互信、互动、互惠、互谅”，应当成为媒体和司法构建和谐关系的主基调和着力点。媒体与司法的互动、合作，应在制度性框架内有序进行，双方应尽力避免非理性的冲突和干扰，为司媒良性互动、和谐合作优化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     

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取向——基于农民政治参与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影响着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当下,浙江台州乡镇治理转型的现代探索——民主协商下善治式乡镇政府的本质特征在于,乡镇政府与农民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它既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同时也使国家与农村社会在乡镇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进而实现了官治与民治的契合共治。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司法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司法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现代化＂作为＂法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而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必须要以具有现代化特征、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司法现代化为前提。     

公共领域兴起中的法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