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严酷背后的温情——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国本土化的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法不强人所难”。不仅在我国传统的刑法文化中已有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印迹，而且中国当代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中也相当程度地折射出期待可能性的理念。所以，无论从历史刑法文化还是从现实的刑法理论来看，在我国刑法的有机体中植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基因”的条件已成熟。期待可能性的本土化路径应是“转基因”模式，利用我国刑法中既存的理论接口植入期待可能性的合理内核和精神的基因。     

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认识

我国刑法理论中引入期待可能性应该将其置于刑事责任中加以研究。本文指出在期待可能性标准的选择上,立法与司法有所不同,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以完善刑事立法以保障人权,体现刑法的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     

期待可能性原理研究

期待可能性原理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其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理论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并影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原理的研究并不很多，期待可能性仍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期待可能性理论初探

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能够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理论有其人性基础,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期待可能性在犯罪论中的地位应置于责任论中,责任能力、违法性的意识的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都是责任要素。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进,可以使我国刑法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意义也是明显的。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理论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纳。近年来 ,我国刑法学界已有人开始涉足这一理论 ,但是 ,其诸多主张颇值商榷。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文章提出 ,我国刑法应批判地继承期待可能性理论 ,不能盲目扩大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     

我国刑事司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借鉴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较好的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同时结合我国现有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理论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意义重大,在具体案件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帮助作用。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之中国化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我国有引入期待可能性的必要性。期待可能性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予以相应的增补及修订。     

期待可能性在中国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现行刑法中虽然没有出现"期待可能性"的字眼,但是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却充满着我国的现行刑法。刑法中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许霆案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与中国刑法原则的冲突。不能否认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极有价值的,虽然我暂时们不能把它列入犯罪构成要件内,但是,可以借助其思想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或刑法立法等等,以引入理论精髓为要义,恰当扬长避短。     

期待可能性若干问题之探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起源于德国,发展于日本,并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承认和采纳。该理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其中期待可能性的体系地位和判断标准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提出了挑战。     

期待可能性在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及其意义

期待可能性问题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研究中独具特色,地位特殊,近年来,虽然逐渐为我国刑法理论所接受,且研究者日增,但众说纷纭,未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结论。期待可能性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应用,对于对行为人正确地进行刑事归责、进一步科学地完善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对期待可能性问题的中国化有所助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体现

刑法修正案（八）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促进了刑法的发展、完善,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还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这对于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都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称谓,暂且将其界定为＂专家辅助人＂,但由于规定得过于简略,对许多问题不够明确,在适用中可能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借鉴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和俄罗斯的＂专家＂制度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完善。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职责,确立其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且应当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为法定证据,赋予被追诉人和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     

运用刑法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武警部队处置恐怖事件,必须注重运用法律武器,彰显法律的力量。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所以在对恐怖分子进行法律战时,刑法是一部必用的法律。在反恐法律战中,如果能够运用好刑法,完全可以为我方赢得战机,以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国内法“战时”概念的法律界定

从各国国内法对＂战时＂这一概念的界定情况看,尽管各国由于文化传统、现实状况以及表述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决定了法律文本关于＂战时＂概念界定的表述有所不同,但这些界定所体现出的＂战时＂概念的法律意义、内涵特征与外延范围是基本一致的。我国＂战时＂概念的法律界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第451条中,其遵循了＂战时＂概念法律界定的一些基本要求,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应当按照依法合理界定、严格准确界定、便于实践操作的要求予以完善。     

The basic concepts of re-modifying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modifying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within theoretical circles. Many scholars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odify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author considers re-modify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based on basic scientific ideas; if these ideas contain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figh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itially setting up a procedural idea and a view of legal truthfulness, giving priority to justice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o efficiency, and obeying and consult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diciary justness guidelines that will be followed in re-modifying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n this re-modifying will be successful.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People Justice, 2005, (5) (in Chinese)     

如何科学解读《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兼与陈金林同志商榷

修正后的刑法第65条“但书”规定中“过失犯罪”的表述之后是否存在“的”字,并不会导致“犯罪”与“犯罪分子”的区别;刑法第65条的“但书”对“前罪”和“后罪”均起限制作用,而不是“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的表述对“前罪”和“后罪”均有限制作用,但“过失犯罪除外”的表述仅对“后罪”有限制作用.另外,要正确把握“累犯的本质”和“累犯从重处罚的依据”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刑法规范对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语言具有准确清晰、简洁通俗、庄重严谨等鲜明风格，然而，我国《刑法》的立法语言则存在着语义不清、累赘重复、罪状表述含糊、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突出问题。为此，从宏观上来讲，需要制定一部规范立法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并构建立法语言审查制度，以期实现我国《刑法》立法语言的明确化。     

再论司法鉴定统一立法——兼评新刑诉法中鉴定制度的变化

新刑诉法对鉴定制度有诸多改进,如：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初步建立起中国式＂专家证人＂制度、打通了法庭寻求专门知识的人帮助的通道等,但如鉴定启动权的配置、鉴定机构设置等问题却仍未解决。刑诉法调整的乏力,再次证明只有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才能实质性解决我国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必要性上看,统一立法既是完善鉴定制度的需要,又是保障法制统一和理顺鉴定管理机制的需要;从可行性上看,当前具备时代背景、民意基础和客观条件。在统一立法时,要处理好适度超前与立足实际、精密立法与开门纳谏、统一立法与既有立法的关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找准着力点推进立法。     

指定监视居住法律属性之辨——兼论“剥夺人身自由”的审查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指定监视居住被定性为羁押替代措施。但是,指定监视居住的制度性特征与传统的非羁押性措施格格不入。立法上指定监视居住的定位混乱一定程度上源于非羁押措施的传统理论界定不清晰。世界范围内人身性强制措施的发展早已模糊了传统理论划分的羁押与非羁押的边界。根据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对一项人身性强制措施进行定性,不依据该措施的法律称谓,而是审查该措施是否会造成被追诉人处于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以"剥夺人身自由"的具体标准审视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可以认定,指定监视居住实际上已经等同于逮捕后的羁押措施。指定监视居住的立法定性是失当的,由此会带来诸多负面后果。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