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风民俗的民事司法适用

乡风民俗是民间社会中自然形成并长期得到遵从的一种有效的习惯性规则,经常被应用于解决纠纷和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将乡风民俗引入司法过程,对其进行规范化表达,建立甄别适用和司法审查救济机制,从而更合理地实施案件裁决,更好地实现民事审判目标已成为当下司法改革的迫切要求。     

民俗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探析

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经验表明，具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现实需要的社会调控机制，应该是以法制为核心，以民俗、习惯、道德及其他社会自治规范为补充的综合性机制。民俗习惯不具有国家制定法的属性，是在人们长期共同的生活、劳动、交往中形成，被用来分配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或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归属与利益冲突，被人们内心所确信，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形成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的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的规则体系。本文将针对民俗习惯在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基于镶嵌视角的分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以"司法中心结构"的纠纷解决模式来概括。从镶嵌的视角来看,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受相应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否有效,取决于所处的社会结构,如果能够很好的满足其所镶嵌的多方社会利益的均衡需求,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就会得到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认同和服从,才能够产生解决纠纷、恢复社会秩序、重建人际关系的作用。     

论以多元化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调动其它部门和机制潜力,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把公安机关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与人民调解组织和司法调解机制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大调解”机制,并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对接。     

运用善良风俗调处矛盾纠纷

善良风俗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得到人们的普遍公认，且不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在生活实践中反复适用的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在务川县自治县等农村地区，民风淳朴，各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决定着人们的是非观。在发生纠纷需要解决时，人们更倾向于以他们认可的民俗习惯所蕴含的正义观为标准评判...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

“枫桥经验”既是我国政法综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金名片。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丰富的法治元素,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层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多样,诉讼需求增长与司法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呈现出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实践需求,亟待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文化的传承、域外纠纷化解替代方案的借鉴以及国家的顶层设计为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资源优势。这要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重视司法引领与立法推动,创新多元化解机制,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等路径。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与调解——基于剑河县林权纠纷的调解实践

文章借助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案件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于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分析调解所处的纠纷解决社会结构,通过对当地最为典型的林权纠纷各类型的性质、起因及结构要素不同组合方式进行剖析,展示出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对调解运行的深刻影响:纠纷当事人之间目前的熟识或面熟关系使纠纷趋于依据大量民风、民俗和伦理道德等地方性知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常规资本和个人性格、气质等非常规资本的分布、组合状况有力地制约着调解结果;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常常在调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会改变调解的走向,甚至决定着调解的成败。     

浅析乡村社会司法实践中的“第三领域”——以三个司法个案为例

本文使用“关系/事件”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三个普通案例的分析,粗略地勾画出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诉讼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和模式。文章在认同了黄宗智所说的“第三领域”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当前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第三领域”;在这一领域,正式的制定法和非正式的习惯法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地推动着乡村社会纠纷的解决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同时,文章亦对黄宗智和梁治平之间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无知之幕”的中国情境与纠纷治理的司法困境

中国已率先完成了一套法律文本体系,由于在立法中秉持形式法治的理念和"粗放式立法"的偏好,再兼对传统伦理习惯等本土资源的排斥及对工具性、技术性的片面追求,导致这套法律体系缺乏应有的历史、文化视野,"合法性"基础较弱,从而与现实生活形成了深深的抵牾,这突出表现在纠纷治理所面临的司法困境。法治元素虽被引入民间纠纷解决框架但尚未得到人们普遍认可,"无知之幕"面临中国情境,纠纷的自然机制与社会设置存在着深深的抵牾。在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的情况下,"解纠"的司法制度安排需要形成法治的中国样式,在激活传统的伦理、文化等内容,打通民间生活与法律系统通道的基础上,将有助于纠纷治理的传统文化、政治伦理、社会人文等因素逐步导入从立法、执法到司法、普法的诸环节,使法治的理念有所依附,这将为纠纷的司法治理提供新的解释和策略。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