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立法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改进和完善

针对我国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需要 ,在立法上应适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质的演变 ,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黑社会组织犯罪 ;细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则性规定 ,出台可操作性的司法标准 ;体现从重从严的原则 ,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 ;加强对证人和受害者的保护 ,夯实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基础     

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及发展趋势

有组织犯罪的结构是指团伙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犯罪在有组织犯罪这一范畴中的地位与权重。以案件数为准,团伙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构成部分;以实质影响为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主体;黑社会犯罪在现实中极为罕见。根据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团伙犯罪的比重和影响将会有所增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则会呈现出隐蔽化、结构松散化、活动领域多元化和对权力的依附化等趋向;黑社会犯罪也有出现的可能。对此,应当采取就业扶持等社会措施、调整打击策略等司法措施和设置黑社会犯罪等立法措施加以应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团伙犯罪之比较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团伙犯罪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正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严格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为准确、快速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法理依据。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

在犯罪主体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人数众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在主观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犯意坚决,犯罪目标明确,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在客观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表现为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腐蚀手段,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黑社会性质犯罪对策研究

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如何将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并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发展成为黑社会组织犯罪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其次,在立法上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加以补充完善;第三,要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控制;第四,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打击力度,坚决打击洗钱及金融机构、财政部门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活动。     

河南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与打防对策

在列举了大量案情材料的基础上,文章全面分析了近年来河南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总结概括了河南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犯罪类型、组织特征、活动特点、犯罪手段等,探讨了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对策和方法,认为建立打黑责任制是取得打黑成功的关键。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疑难问题新探

《刑法》第2 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刑法规定是非常有利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即:如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恐怖组织、普通犯罪行为,怎样正确认定入境发展、包庇、纵容犯罪行为。对上述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黑老大”受惩的合理性及可行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首要分子责任及其认定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形式,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严重挑战,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该对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承担主要责任;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应对其他成员所做的概括性授权犯罪指示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犯罪意图和指挥作用等公诉机关难以证明的事实,可以适当地引入推定。     

试论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及特征

本文论述了普通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黑社会犯罪三个类型犯罪的区别，对黑社会性质犯罪予以界定，分析了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现状、特征。     

试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最为典型的形态 ,其危害性处于有组织犯罪之首。我国《刑法》第 2 94条所规定的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界于一般团伙犯罪与典型黑社会犯罪之间 ,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黑社会性质与特征 ,现阶段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在 1 996年严打中 ,全国共破获近 70 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抓获其成员 50 0 0余人。绝大多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从事黄、赌、毒及绑架、拐卖人口等违法犯罪活动 ,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 ,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一、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将自己的价…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后新设立的罪种。它包括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目前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比较猖獗,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对其进行严厉打击。     

论"黑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法律完善

"黑社会",是指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基本手段、非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为并与主流社会相对抗,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的犯罪组织.其基本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非法控制社会性;二是稳定成熟的犯罪组织性;三是地域性及地缘感;四是不择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性;五是严苛"黑色法制"与科层制;六是鲜明的犯罪亚文化.针对现行法律在惩治黑社会犯罪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应重点完善有关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     

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方法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经济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其类型越来越复杂,手段越来越专业,规模越来越庞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现行刑法在经济犯罪刑罚刑种的设置上存在很大不足,不适应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我国应在刑事实体法上加强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和惩戒,完善经济犯罪的刑罚方法。     

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轻微犯罪日益突出,然而对轻罪犯罪主体的打击、教育与挽救的质量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这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愈发显露,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轻罪处罚制度已十分迫切。分析我国目前轻罪刑事政策的现状,并借鉴外国相关刑事政策,提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形势的轻罪刑事政策,更好地实现刑罚对犯罪分子本人和社会上有犯罪倾向的不稳定分子的预防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毁损类文物犯罪的成因与立法完善

依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毁损类文物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个罪,而是类罪。它主要包括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4个罪名。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规制文物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毁损类文物犯罪日益上升,给我国的文物安全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立法的完善是有效防控犯罪的途径之一,针对我国毁损类文物犯罪的立法现状特点,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旨,扩大刑法的入罪法网,合理设计量刑制度。     

我国有组织犯罪经济导向的实证分析

组织性是有组织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原因，而作为结构稳定的规模化的组织，经济导向就是犯罪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组织犯罪人成立、参加犯罪组织的目的不在于犯罪组织本身，而在于通过犯罪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犯罪组织内部的规范作用以经济利益为根基。根据中日有组织犯罪合作研究项目的调查结论，有组织犯罪人之间多为同乡关系、同事关系、同监关系，这说明了有组织犯罪人之间的稳定关系不只是基于长期交往形成的了解和信赖，更在于共同的经济利益目的。初级形态的犯罪组织暴力特征凸显，但暴力并非有组织犯罪的唯一手段和必要特征，犯罪组织视经济目的要求运用犯罪手段，高级形态的犯罪组织不通过暴力也可能实现目的。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导向，提升底层群体经济地位，完善相关刑事立法，是防控有组织犯罪的有效途径。     

个体恐怖犯罪及立法对策

个体恐怖犯罪,是指那种没有政治目的,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造成恐怖气氛的个体犯罪。近年来个体恐怖犯罪频繁发生,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更为现实的恐怖威胁。由于个体恐怖犯罪有着与恐怖主义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所不同的特点,因而应当将其列为反恐怖立法所要调整的范围。个体恐怖犯罪的特点:一是犯罪行为的恐怖性;二是犯罪动机的非政治性;三是犯罪对象的非针对性;四是犯罪主体的无组织性。     

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

有组织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在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必然结果 ,有组织犯罪以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和有序运作 ,从而有可能实现犯罪要素的最优化配置 ,而达到犯罪效益的最大化 ,有组织犯罪同个人及普通共同犯罪相比提高了犯罪效益。从犯罪经济学角度可得出结论 :有组织犯罪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有组织犯罪是完全可以防控的     

浅议危险犯的基本问题

在刑法需满足人们对安全和稳定的社会需求的背景下,刑法中关于危险犯的理论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就目前关于危险犯的认识而言,在其性质、类别、停止形态等方面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议。对危险犯应认定其是一种独立于行为犯、结果犯的行为类型并与二者共存,在其停止形态方面应该从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特殊场合予以讨论。     

吉林省涉黑犯罪调查及其思考

当前吉林省黑社会性质组织多为中等规模,成员以无业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和进城农民为主,"村霸"型、"垄断特定行业"型、"商黑一体化"型、"经营地下行业"型、"官黑一体化"型和"恶霸"型组织是其主要类型,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农村基层政权或政治领域渗透的趋势日益突出,已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定。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滞后和社会管理不到位,所以应根据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暴力性特征弱化而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强化的发展趋势,对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作适当调整;同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行为、领导行为、积极参加及其他参加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以有效规制其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