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利制度的“分水岭”

创造性是专利的本质属性和终极要求.它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判断"专利技术"与"现有技术"问的区别是否"显而易见",以决定是否授权.美最高院在KSR案的判决中首次有条件赋予普通技术人员以创造力,这使今后两技术间的区别更易被认为"显而易见",专利申请和保护更加困难.     

等同原则与美国最高法院“沃纳·金肯逊”二审上诉判决案

前言 等同原则(Doctrine of Equivalents),又称“等同侵权论”,是当前各国专利界及司法界所熟悉的、判断一专利权是否被他人侵权时常用的一个辅助判断准则。等同原则是指: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于涉嫌侵权的某项技术,与已获专利权之技术相比,虽未在字面上落入该专利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之内,但是,具有与其实质上相同的功能(function),以与其实质上相同的方式(way),取得实质上相同的结果(result)时,则根据该判断准则,可将该项技术视为对该专利技术构成等同性范畴的侵权。所述判断准则又称“三要素准则”(tri-partite test)。     

专利创造性评判中的技术启示

判断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创造性的关键是判断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具有显而易见性,而显而易见性认定的关键是判断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了结合该发明或实用新型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的技术启示。因此,现有技术是否存在相关技术启示就构成了创造性审查中最核心、最关键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技术启示具有整体性,对技术启示的认定要注意发挥技术问题的指引作用。     

对一个美国案例的思考

4月3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位居"2006年度美国最高法院十大专利案件"榜首的KSR Intern.Co.v.Teleflex Inc.一案作出裁决:在判断一项专利是否满足非显而易见(即中国专利法中的"创造性")的检测标准上,应采取更加灵活的解释.     

被指控“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英特尔公司坐上被告席

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重审一件有关专利法一个难点的案子．即：构成一项发明的“显而易见性（obyious）”是什么，由此达到什么标准不应被授予专利？ 诉争案件是关于汽车和轻卡车的“气板（gas pedal）”技术，原告方Teleflex，被告、上诉方为KSR International．Inc．，2005年1月。美国联邦上诉巡回法院（CAFC）推翻了一审法院作出的：“Teleflex的专利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无效”的裁决，确认KSR侵权成立。KSR不服，认为巡回法院在决定一项发明的显而易见性时，多年来一直不恰当地解释专利法。例如：法院裁决“现存的、现有的部件的组合，发挥着已知的同样的功能”，是可专利的。因而．KSR请求最高法院复审。     

专利的非显而易见性判断——对美国最高法院Teleflex案判决的解析

美国最高法院在新近判决的Teleflex案中认为判断非显而易见性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严格适用"动机-教导-启示"的标准与专利法并不相符,"协同效应"标准以及"出人意料技术效果"标准是可适用的有益标准。美国最高法院在Teleflex案中以及先前在判断非显而易见性时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一个国家的专利判断标准必须与其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专利的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标准过低,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需要对之作出必要的修订。     

韩国启动“绿色知识产权信息项目”

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众人瞩目的Bilski诉Kappos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该法院维持了其下级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的判决，认为不应对涉案的技术方案授予专利，但是同时又裁定，CAFC在Bilski案件中所适用的“机器或转化标准”（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不应当成为判断是否授予专利权的唯一标准。     

专利“三性”标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实用性这专利“三性”标准的形成及每一标准的内在演进都遵循了特定的历史顺序.实用性最早诞生,并从模糊走向清晰;新颖性紧随而来,从相对变成绝对;非显而易见性产生较晚,变化也最为复杂.专利“三性”标准的历史演进体现了经济政策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并仍因这种影响存在变动的可能.上述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对“三性”标准的适用应符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和需求.     

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事后诸葛亮”——兼评我国《专利法》第22条及《审查指南》中相关规定

"事后诸葛亮"问题在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事后诸葛亮".美国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教导-启示-动机"标准是防止"事后诸葛亮"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巡回上诉法院却错误的适用了该标准.随着美国专利质量的下降和"KSR"案的到来,"事后诸葛亮"问题又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我国<专利法>第22条规定的"(突出的)实质性特点与(显著的)技术进步"标准及专利"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表述均存有问题,容易导致"事后诸葛亮"的产生.     

浅析美国专利商标局关于申请主题的临时指令

2009年8月24日，美国专利商标局制定了专门针对专利可授权主题的临时指令，以期规范授权主题标准。该标准主要采用了机器或转换检测法来判断申请主题是否适格，并制定了判断的流程表，给专利审查以及商业、软件等行业带来了重大变化。通过研究临时指令的内容可以为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以方法定义产品的权利要求”探析——对美国法的思考与借鉴

对于“以方法定义产品的权利要求”的专利侵权判断中,美国法院认为权利要求中的方法技术特征对专利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产品的新颖性、创造性等可专利性只与产品本身有关,而与方法技术特征无关。我国对于“以方法定义产品的权利要求”的相关规定并不清晰,建议应当坚持“必要性”规则,在专利侵权判断以及新颖性、创造性等可专利性判断时,都应强调方法技术特征具有限定作用。     

专利创造性客观化问题研究

专利创造性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一个客观化的过程,各国专利法及其审查指南从判断基准、判断步骤、判断方法等方面,保障创造性审查的客观性。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近年来的一些判决,被认为实质上降低了创造性,使一些显而易见的发明获得专利保护。我国专利创造性的演变也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其政策选择符合我国现实需要。     

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合法性标准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又非常重视法制的价值。他认为，法律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因而“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③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中欧标准必要专利比较研究与借鉴

标准必要专利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广技术,使得技术产品具有兼容性和统一性,避免资源浪费,提高生产效率。标准必要专利具有社会公共属性,其本身具有标准的公益性与专利权的私有性相统合的特性。对中国和欧洲地区标准必要专利的立法、司法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可以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的立法和实践提供借鉴建议。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认定,应当充分考虑技术的不可替代性,同时考量法律保护的地域性和国际规则;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确定要对不同收费标准予以具体分析,尽量对许可费进行事前市场考量,减少主观认知偏差和事后判断产生的问题;另外可以借鉴欧洲国家司法经验,详细规定专利权人如何遵守FRAND原则的规范指南;市场地位的判定不仅需要考虑市场占有率,还应当结合时间要素判断;对于滥用市场地位的认定应当考察是否“具有滥用之恶意”。     

美国最高法院KSR案对美国软件专利发展之影响

2007.4.30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非显而易见性的认定标准作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判决-KSR案(KSR v.Telenex,550 U.S.--,127 S.Ct.1727,82 U.S.P.Q-2d 1385).这对于当时美国软件专利犹如脱缰野马般朝向开放的发展方向,可说是重重踩了煞车.虽然过去关于KSR案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然而对于影响非显而易见最为关键的因素("所属技术领域之通常知识者"的创造能力之演变)却探讨不多,因此将尝试重新检视美国对于非显而易见性的认定标准之演进,期能了解KSK案在其中的意涵,进而探讨对于美国软件专利发展之影响.     

新形势下公证“真实性”审查思辩

公证证明材料的收集和是否采用需要有公证员的主观认知、审查判断和确认。只有经公证员判断“真实、合法”的公证事项，才可以出具公证书。在“真实、合法”的判断中，真实性的判断是基础性的，但这一判断结果是否能够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公证机构所面对的“真实性”风险也是不同的。     

我在美国“劳改”

提起“劳改”，我们这代人总会想到父辈经历的“反右”或“文革”，到美国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也有“劳改”。     

关于“特征组合式修改”超范围判断方法的探讨

在专利审批过程中,修改超范围的判断一直是业界人士争议和讨论较多的话题,而“特征组合式修改”的超范围判断更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从超范围的立法宗旨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提出适合判断该类修改是否超范围的方法——整体新颖性判断法,供审查实践和申请文件修改时参考。     

美国非显而易见性判定实践的误区和难点

非显而易见性要求是专利诉讼焦点之一,也是判定实践的难点之一,特别是对生物技术等一些新兴的领域。2009年Kubin案对非显而易见性的判定结果引发了关于基因专利非显而易见性的激烈讨论。通过结合相关实践案例分析,指出美国专利非显而易见性的判定实践的误区和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