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事件的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防范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及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措施。     

当前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模式、趋势及其防范策略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发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网络群体事件新趋势呈现爆发该类事件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增多、规模日渐扩大化、主体日益多元化、组织日趋严密、形式日程“合法化”、及国际背景更加复杂化。防范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及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策略措施。     

试析行业维权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与化解

行业维权型群体性事件是特定行业或职业的群体事件,它具有参与群体和目标明确,社会影响较大,组织相对严密等特征,其主要原因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调整,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行业协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及政治腐败。防范和化解此类事件必须注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改革行业协会,建立相关利益协商与协调机制。     

注意防范和化解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

近年来,国内的群体性事件开始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与普通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在参与主体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普通群体性事件有较大差异。防范和化解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必须扩大公民参与、改革行业治理结构、建设利益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及防控对策——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明显增多趋势。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利益关系的失衡,加之有关利益表达机制和矛盾解决机制不完善,产生各种民怨和社会不良情绪,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而发生。只有积极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理顺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不良情绪,才能从根本上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论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特征、发生机制和应对方略

近年来。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日益上升。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与事件本身没有具体利益关系、多为底层民众、突发性、非政治性、情感主导型特征。无组织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有其客观原因、主观机制（或中介机制）和行动机制：客观原因为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风险;主观机制主要为风险感知和日常冲突。行动机制由符号性事件、大量围观的人群和一定的场景、谣言、哄动行为和相互激励、群体性事件发生阶段或因素构成。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可以采取风险治理、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日常冲突的解决与控制、建立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对聚集的人群和场所的管理等方式。     

利益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及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危机,对个人乃至社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从利益视角出发梳理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机制,构建以利益为核心的调节机制,可以有效防止和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协商民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进入了利益多元分化的时代。利益多元分化趋势下出现的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加深,传统诉求渠道不畅以及利益协调机制滞后等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的诱因。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大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对协调多元利益、化解矛盾冲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倡导从政治制度层面、社会治理层面、网络民主层面等多方位地建立一个多维度、多样化、常态化的民主协商机制,从而让群体性事件消失在萌芽状态。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及其防范处置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是社会矛盾经过多年积聚容易引爆；暴力与“非暴力不合作”交织；群众与政府机关的摩擦加大；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防范和处群体事件，需要明确定位政府角色；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维权机制；建立群体事件的干部问责制度；构建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等。这对于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