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犯劳动权的实现

劳动权是罪犯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而罪犯劳动则是罪犯劳动权与刑罚权的共同载体。刑罚权决定着罪犯劳动权的范围，影响着罪犯劳动权的实现程度。在行刑社会化的背景下，只有建立和完善罪犯劳动权的相关法律制度，平衡罪犯劳动权与刑罚权的关系，推动罪犯劳动及其组织形式的社会化，给予罪犯更多的劳动自由，罪犯劳动权才能得到更大程度地实现。     

“倾斜”抑或“一元”：劳动权法律保护机制之理性选择

在我国,二元的、倾斜性理论与制度设计无法真正保障劳动权。从理论基础看,社会分层、追求实质正义、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导致二元的、倾斜性法律保护。已有的倾斜性法律保护理论与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如重新陷入“身份”陷阱、诱发道德风险、提高社会成本、激化社会矛盾、损害资方利益、影响经济发展进程。而劳动权保障的理想出路是剔除二元、倾斜的保护思路,实行平等的、一元的法律保护机制,在理论层面,构建从身份到契约到权利、提高劳资双方合作协调能力,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在制度层面,强化国家保护劳动权的能力,界定国家对劳动权干预的边界,建立一元化的就业制度和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

劳动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改革和发展背景下,重新定位并依法确立“农民工”劳动权主体地位既是切实保障他们利益的前提条件,也是他们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依据。应当依法确立“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劳动权的实现主要有赖于政府法治,具体路径选择应当是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规制“失范”的“农民工”劳动权保障制度,依法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劳动权利。     

罪犯劳动权与劳动改造关系初探

劳动是劳动改造罪犯制度及其实现的载体，劳动改造是在劳动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没有劳动也就不存在劳动改造。罪犯拥有劳动权。监狱则有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权。从罪犯劳动权的视野来观察罪犯劳动，有利于全面认识罪犯劳动的内涵和价值，实践中也有利于正确处理监狱的劳动改造权和罪犯的劳动权之间的关系。     

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

宪法上的劳动权包含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两类,我国现行宪法仅规定了个体劳动权,对于集体劳动权在宪法性法律上有不完整的规定。通过对德日两国有关个体劳动权规定的比较,不同的宪法文本、宪法理论对劳动权的性质的影响巨大,从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历史和体系来看,应属于社会权属性。作为一种社会权,劳动权仍具有两种给付请求权功能。同时,对于劳动义务,应将其理解为对公民劳动权的一种内在的限制,但在宪法上作专门规定的意义不大。     

对当前劳动权与股东权冲突的法律思考

对当前劳动权与股东权冲突的法律思考●谢青如何协调、处理股东权与劳动权之间的冲突是摆在股份合作制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有着不同于其它企业（如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因而在国有小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产生的矛盾冲突就更为激...     

浅析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观的基本观点及冲突表现

一般认为,正义观念起源于古代西方社会.从产生起,已经几经变迁,在当代表现为互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派别.本文中,笔者阐述了两种正义现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其冲突背景及冲突表现.     

劳动权的规范构造及其第三人效力——再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伤概不负责”的批复

宪法上的劳动权有着复杂的规范构造,它以职业自由为基础,以国家保护义务为核心,并以国家给付义务为外围。这种规范构造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劳动权第三人效力的理解不宜一概而论。劳动权的核心是国家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在这个方面它很难产生所谓的第三人效力,只有在职业自由方面才有产生第三人效力的可能。当事人在劳动契约中约定"工伤概不负责任",此种约定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雇主违反了劳动保护的义务,而是因为雇主过度限制了雇工的生命健康权;不是基于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而是基于生命健康权的第三人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选择在劳动保护的角度来展开论证,恰恰未能准确把握案件所涉及的真正宪法问题,且造成社会权面向上的劳动权亦可适用于私法关系而生第三人效力的误解。     

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

目前,法学界对于劳动权的研究大多是从劳动法的角度展开的,从宪法角度所进行的劳动权研究大多也是在用我国劳动法第3条的内容解读我国宪法第42条劳动权的含义,陷入了"以劳动法解释宪法"的方法论误区。笔者认为,对于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应当立基于"以宪法解释宪法"的原则上,从宪法文本以及宪法变迁中探求宪法劳动权的内涵。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几部宪法文本中,我国宪法劳动权的规范表述形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却赋予宪法劳动权和劳动的概念以全新的含义,并使职业自由成为我国宪法劳动权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形态。     

环境正义新探——以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局限性和环境保护为视角

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正义鼓励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瓜分与争夺,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环境资源的枯竭。既存的环境正义理论只不过是自由主义正义向环境领域的延伸,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正义的一部分。产生于现代环境危机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应该为克服自由主义正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环境正义的存在价值和历史使命所在。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缺失和实现——余祥林案和刘涌案的启示

程序正义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价值原则，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程序正义的文化基因与传统。这也是中西方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强调并大力推进法制化建设背景下，作为舶来品的程序正义，如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就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和刻不容缓的课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权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权论○范进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劳动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理论亦需随之不断更新与发展。本文试图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沃土，探察劳动权发展的历史轨迹，重新审视我国劳动权的定义、特征、基本内容以及实现的方式和权利保障机...     

论罪犯的劳动权

作为犯罪的人权,特别是罪犯的经济文化权利,罪犯的劳动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三个问题:一、罪犯的劳动改造与罪犯的劳动权;二、狱内服刑罪犯的劳动权;三、监外执行罪犯的劳动权.     

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

西方理论阐述宪法上的劳动权属性,多采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端。然而,理解我国现行《宪法》的劳动权性质及其内涵,则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既有学说,需要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出发、运用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才能清楚获得。同时,要真切理解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性质,还必须具有宪法的"历史意识",仔细分析劳动权在不同阶段文本中的功能流变。现行《宪法》中的劳动权规范既是一种保障私权的权利规范,也是蕴含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伦理的重要承认规范。     

集体劳动权入宪刍议

在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应信任企业自治,通过劳资双方共同探寻出路。面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劳资关系僵局和劳工权益保护的困境,重申并强调集体劳动权的重要性无疑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本文从完善集体劳动权的法律体系和现代宪法学中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两个角度论证了集体劳动权入宪的必要性。同时,本文也对我国宪法中集体劳动权的基本构架进行了设计。     

加强队伍建设维护司法公正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深入民心，法院惩恶扬善，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能作用越来越突出。因为司法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从产生起就做为定纷止争的救济手段，用以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     

罪犯劳动中权利的法理探析

一般意义上讨论劳动权,通常是指享有人身自由的人的劳动权,即人身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的人的劳动权,罪犯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由于其需要接受监狱组织的"劳动改造",因此其是否享有劳动权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从基本概念入手,对罪犯劳动中的权利从法理角度进行探析,并与外域制度进行比较,以期厘清我们认识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误区.     

抗诉为他讨回劳动权

2005年8月18日,烈日炎炎,江苏省东台市检察院民行科欢声笑语。年近五旬的中年汉子徐赞一边将绣有“依法维权伸正义,法律监督显神威”的锦旗交给民行科负责人手中,一边激动地说:“检察机关的抗诉为我讨回了劳动权,使我下半生生活有了着落。我要感谢检察机关为我伸张正义……”事情的发生还得从五年前说起——一纸通知合法劳动权被无故剥夺徐赞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81年被安排到东台市某供销社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算是非常吃香的单位了,跨进供销社的门槛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徐赞成了许多人羡慕的人物。他也倍加珍惜这…     

劳动权概念之分析

劳动权概念在整个劳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内学者对该概念的研究已经为数不少，然而也显得十分混乱。本文通过分析、批判、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劳动权的概念作出清晰界定。     

论宪法上的劳动权

宪法上的劳动权不同于普通法律中的劳动权,它所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劳动权价值迄今呈多元化,包括尊严、自由、平等与团结,是人之为人及维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权具有复合属性,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劳动权的主体是劳工,其内容是工作与获得报酬,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权利,国家须善尽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劳动权是由众多权利组成的权利体系,其实现主要依靠立法者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订定实施细则。在公权力侵犯劳动权之时,法院可开发不同解释方法,有条件地实现劳动权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