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应对方略探讨——吴江市“平望垃圾焚烧厂”事件引发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频发主要有社会机制原因,利益诉求机制不畅,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从众心理引发危机事件等原因。我国宪法、刑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有关群体性事件的规定都不完备,立法现状亟待改革。宪法层面应进行许可制的改革和请愿权的入宪;刑法层面应明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的范围,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政法层面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同时,健全预警机制,加强普法宣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信访向诉讼转变。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浅析群体性事件的命名

"群体性事件"的名称自建国来历经"群众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紧急治安事件"及"群体性治安事件"等称谓,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我国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人为本,正确看待这一在社会转型时期激增的现象,正确定义"群体性事件",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也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错位、责任划分不明、责任体系弹性过大、问责程序随意性大、复出机制缺失等问题,特别是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消解机制——基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视角

当前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面,国家重视事后的救济方式和事中的程序机制,却忽视事前的化解机制。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关系紧张的爆发。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层面的义务未尽履行或者未合理履行,同时公民群体方面也存在引发因素,如独立性的迷失、"法不责众"意识以及接受人治的心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新闻媒体应树立科学的态度,要正视和尊重"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正当利益诉求,建立和完善各种常规的消解机制。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优化路径研究——以N市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离散社会凝聚力,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破解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难题迫在眉睫。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以N市出租车罢运事件为研究对象,剖析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内在根源,分析事件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机理,从消除"燃烧物质",掌控"助燃剂",降低"点燃温度"三方面着手,探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提出构建"份子钱"定价机制、诉求表达机制、预防工作机制等对策建议。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执政能力提升

本研究通过分析网络新技术、网络社会思潮、网上意见领袖、网上网下互动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找出政府应对各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借助政治学、社会学及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网络权力的运行机制、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和维持机制以及议程管理设计等方面进行剖析,最终提出建构适应互联网执政环境的"科学治理观"。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存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不当两大问题。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半官半民"的性质、成熟的协商机制与多种协商方式等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进一步拓宽人民政协社会协商职能,构建人民政协社会协商机制,充分利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和平台作用,助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科学化。     

由“蝴蝶效应”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面临的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点、难点。当前,行政信息时而阻塞失灵、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实现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内部矛盾积少成多。由"蝴蝶效应"看,内部矛盾容易通过群体与个体间的相似性连锁并放大,最终形成危害巨大的群体性事件。本文透过"蝴蝶效应"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起因、发展过程及有效的预警与处置方式。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并成为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党群之间的关系,又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为此,结合当前行政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实际,积极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相互联动的预防预警机制、调解机制、司法保障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的社会重大热点问题,是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和激烈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几年瓮安、孟连、陇南、石首等事件先后发生,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达到空前的高度,但公安学术界的灵敏度似乎不够。我们理应对一些问题进行新的论证。在贫富差距、住房、就业、医疗、环境污染、征地拆迁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之前,在社会对话和解决的良性机制真正建立之前,可以预见,群体性事件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也将长期进行。不断追踪、探索、预测群体性事件中的新问题是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     

北京市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基本模式及其完善

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急处置和事后的善后措施等。这些措施对影响群体性事件产生和发展的"怨恨生产和解释"、政治机遇结构、组织动员结构等因素都有着较好的缓解和抑制作用,有利于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北京的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机制仍存在诸如制度化程度不够、整体联动不够到位等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特点解析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多发是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稳定、危害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深入分析把握我国现阶段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特点,对于我们分析当下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全面了解当代我国社会矛盾的现状,从而制定有效的化解机制、应对措施有重要的作用。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这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面对的难点问题主要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健全、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而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等。应加强顶层设计、疏导教育,整合信访资源、完善法律救济,并构建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及其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与违法或犯罪行为划等号,其产生有理论与现实的原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并非是在形式上以高压手段完全消除群体性事件,而是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合理设置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在机制设置上完善民主公开制度和诉求表达渠道,依赖民主选举监督制度规范公权力,改进矛盾协商解决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才能最终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上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群体性事件视角审视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以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生成与角色扮演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数量增长日趋明显，各色谣言伴随其中。谣言是在网络社会抗争场域中资本情况与生产惯习塑造的聚光风暴与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偏僻吸收等三大机制的作用下自然生成的。这类谣言具有四个特征：根植于深层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结构是一个互构过程；是一个“集体交易”过程；是一个含有真实成分的集合；意见领袖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类谣言一般通过信息供给与消费、资源动员、极化群体、话语塑造等路径扮演着角色。要有效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必要正确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存在。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之完善——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为视角

自2003年抗击SARS后,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建设得以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已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类别性。但检视2019年12月底以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决策反应、领导机制和措施实施,仍集中暴露出决策程序繁琐和时间耗费、领导主体混乱、基层防治法治化不足等问题。基于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中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防控机制,理顺应急领导体制,并健全基层应急组织的动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