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效控制贪污贿赂犯罪之评析

<正> 新加坡以其美丽整洁的花园城市国家享誉世界,而她的政治清廉恰与其面貌相辉映。新加坡是当今世界上少数能有效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国家之一,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政府持有坚决的反贪污贿赂立场·新加坡的反贪污贿赂斗争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二次大战前后,新加坡也如同现在的一些     

商业贿赂泛盛机理及对策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现象在我国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目前,我国已经将治理商业贿赂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商业贿赂泛盛机理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是商业贿赂存在的前提条件;法制不健全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泛盛;执法体制不顺使商业贿赂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一些行业已形成的"潜规则",给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带来了不小难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设置防范机制,遏制商业贿赂;完善举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和完善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等治理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对策。     

贿赂治理的理想与贿赂追征的计算

贿赂治理的理想是有效威慑贿赂,降低或消除行贿或受贿的激励。基于此种理想,贿赂额的追缴应当考虑贿赂的不同时间标准而以"数额高者"为标准。而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学界通说均以静态化的"受贿时的数额"为标准,此种标准既不能有效体现贿赂治理的理想目标,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鼓励贿赂的后果,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和民众的正义直觉。日本法上对此也有不同争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应当发挥更大威慑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完全能够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实现从"受贿时数额"向"数额高者"的转型,以实现贿赂治理的理想。     

浅析贿赂犯罪中介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392条有关介绍贿赂犯罪的规定,是对贿赂中介行为给予刑事打击在立法上的肯定,而《刑法》第388条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是对具有特定身份和地位及条件的人,以收受请托人财物为客观要件的贿赂中介行为要加大打击力度的立法明示。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中发案率很高的一种犯罪,而在贿赂犯罪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介行为实现的,     

贿赂犯罪中介行为定性初探

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中发案率很高的一种犯罪，严重侵害着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而在贿赂犯罪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介行为实现的。所以对贿赂犯罪中介行为从立法的角度明确定罪，并在执法实践中加大打击力度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可以肯定，通过对贿赂中介行为的刑事打击，可以减少很多行受贿犯罪。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有关介绍贿赂犯罪的规定，是对贿赂中介行为给予刑事打击在立法上的肯定。     

"贿赂"范围的比较研究与新探

在外国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上,"贿赂"的范围一般不仅仅限于财物,而基本上对贿赂进行扩大性理解和适用。就我国而言,如果将"贿赂"作不加任何限制的宽泛性理解则不符我国刑法理念;"财物"不仅应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应包括一部分非财产性利益;对"贿赂"的具体判定应以受贿人为依据;同时,对刑法第385条和第387条所言的"财物",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对商业贿赂概念的再思考

准确理解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利于正确把握反商业贿赂工作的基本范围。目前,有必要从四个方面对商业贿赂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一是从法律的视角审视商业贿赂概念,汲取政策概念中的合理因素;二是必须扩大视野,从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商业贿赂犯罪重新认识;三是借鉴国际和外国的立法经验,统一协调商业贿赂犯罪的具体内容;四是在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方面,统一执法机构。     

贿赂推定浅论

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但是,许多贿赂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因此,有必要运用推定对贿赂犯罪的某些情形进行认定.本文指出在贿赂犯罪中,推定可具体应用于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一对一”贿赂犯罪等方面.     

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界定

本文考察了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性问题,集中阐明了商业贿赂违法与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与公务贿赂犯罪的界限,力求严格把握政策,为依法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论对商业贿赂的几点认识

商业贿赂要突出"商业"两字,这是区别于一般贿赂的关键,我国的商业贿赂的产生"非一日之寒",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贿赂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走依法治理的道路。     

浅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的对策

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是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在当前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可以采取下列对策。     

"非物质性利益"不宜成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

传统的贿赂犯罪多为直接收受他人财物或者直接索取他人财物,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也逐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摆脱了以往直接给予财物的方式,采用其他变相的形式,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来掩盖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二是在贿赂的过程中,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已经逐渐由物质性利益向财产性利益转变,甚至向非物质性利益转变。那么,这种财产性利益,或者非物质性利益是否真能够成为我国刑法上所说的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本文认为在现行立法和司法背景下,贿赂犯罪中的"财物"的范围不宜扩大至非物质性利益,但也不应当仅仅限制在钱财和物资的范围内。     

进场费的违法性探讨

本文从"商业贿赂"构成要件角度入手,详细探讨了"进场费"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这一不正当竞争行为,得出结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新特点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我国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多方面的新情况,贿赂犯罪的对象也有待法律更合适的界定。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本文从贿赂犯罪对象方面对贿赂犯罪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建议将"财物"修订为"不正当利益"。     

突破商业贿赂案件之有效途径

当前行贿已经成为商业贿赂的一个突出方面,行贿时间长,行贿面积广,行贿数额大,行贿获取的非法利益多,造成的社会影响坏,检察机关必须及时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坚决予以打击,遏敌之锋,反劳为逸。在查办商业贿赂案件时,要变"拒供"为"想供",变"要他供"为"他要供",从而彻底扭转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被动形势。实践表明,加大对行贿人的控制和打击力度,是成功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有效途径。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全球视野下商业贿赂刑法规制问题再探讨

从商业贿赂行为的全球刑事立法进程看,不仅开始较晚,发展较缓慢,而且主要国家在相关立法和刑事政策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虽然制定有效的刑事法律规制商业贿赂犯罪,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但仍有必要设置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在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应将二者相区别.我国在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时,应进一步明确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以宽为主,以严为辅,宽严互补;分别探讨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正确看待刑法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作用,注重完善刑事程序法的相关制度,重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及其他治理措施的作用.     

论商业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认定

随着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力度的加强,理论与实践对贿赂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致使贿赂范围的认定也逐渐扩大。应当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司法实践中的给予或者收受礼券、免费旅游、性贿赂、股份、干股和盈利机会等的贿赂性质,并应根据刑法历来强调的合理性和法律具体规定的主客观要求确定贿赂数额。     

当代中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观照

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刑法惩治和预防的对象。我国目前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着构成要件过多、贿赂的范围狭窄、罪名不够完善、资格刑和罚金刑缺失、贿赂犯罪存在死刑等问题,我国应取消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构成要件的规定,扩大贿赂的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设置,并逐步废除贿赂犯罪中的死刑,以促进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以更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治理。     

试谈商业贿赂与商业贿赂犯罪

当前,商业贿赂在许多领域发展蔓延,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治理商业贿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本文在分析商业贿赂的内涵、危害的基础上,阐述了治理商业贿赂在实践中应把握的法律政策界限,并提出了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