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但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较小。社会稳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内"维权"与政府"维稳"皆陷于高成本的困局。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政府现有民权观与稳定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政府对民众个体权益的忽略与对社会稳定问题的过敏之间的矛盾。权利观、稳定观和高成本的体制内维权是导致高成本维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宏观长远规划,确立正确的稳定观与权利观;第二,重建社会公正,降低民众体制内维权成本;第三,客观评估社会稳定形势,逐步降低维稳成本;第四,理顺维权维稳关系,走出高成本维权维稳困局。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社会转型期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看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维权与维稳:何以错位如何归位

作为富有时代特征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维权与维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与治理变迁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讲,维权与维稳之间应是一致的关系,都反映着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二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又呈现出难以协调甚至相互反向发展的一面,突出表现为"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基于"维权维稳化"与"维稳维权化"的发生逻辑,需要在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提高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矫正政绩化维稳观、强化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缓解维权需求与权利保障、公众参与需求与参与制度供给、政绩化维稳与现代性稳定观、"好"中央与"坏"地方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公众维权"与"政府维稳"之间一致关系的回归。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下,社会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在社会维稳中地方政府却陷入"维稳怪圈",出现维稳行为失范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僵硬固化的维稳观、压力型社会维稳机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财政压力。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治理路径选择,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正确区分维稳与维权;二是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创新社会维稳的考核机制;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社会维稳行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上代下”维权的困境及其化解之道——上级工会应对劳资群体性事件的行动逻辑析论

"上代下"维权是工会参与处理劳资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上代下"维权面临启动缺乏制度化的机制、可以凭借的手段和资源较少以及下级工会和会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等困境。从实践来看,上级工会妥善处理劳资群体性事件,较切实的做法是努力激活"上代下"维权机制,即在工会系统内部建立完善的劳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机制;探索地方工会干部考核制度的改革;切实做好基层工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工作。     

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研究

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从公平感、政府认知和生活满意度三个层面,分析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直接利益相关和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意愿。研究表明,工作不公平感、社会不公平感对参与这两类群体性事件具有促进效应,个体不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对政府缺乏认同感、满意度、信任感会促进参与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但不会影响参与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生活满意度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等个体因素在参与直接利益相关和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中具有完全相反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较为复杂的诱因,政府应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有区别的预防和处置。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从博弈角度探政府对维权型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化解之道——以乌坎事件为例

维权型群体性事件占目前中国各类群体性事件的绝大部分,乌坎事件便是一例。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在国内广受关注,是各领域学者研究的重点。博弈论是对现实问题的抽象,能对维权型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独特视角的指导。通过智猪博弈及其改进模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妥善化解此类事件在于规则化的妥协让步,这不仅关乎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策略优化

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是一个由特定系统不同层次的运行主体及其不尽相同的目标和动力要素有机结合的、按一定规律和方式运行的基层社会维稳全过程的总称，涉及主导和执行维稳活动的中央政府及基层政府，参与基层维稳活动的民间组织和社区，以及进行利益诉求表达的普通民众等整个基层维稳工作系统。当前，社会解纷机制的不完善与公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管理根源探析

社会管理薄弱是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涉地利益协调的低效是其源头诱因,社会保障的缺失触及了失地农民"生存伦理",失地农民的原子化是此类事件的社会组织管理原因,户籍的阻隔导致失地农民游民化,刚性维稳体制造成了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悖论,失地农民心理关怀缺失是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心理管理根源。     

公众参与视域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普遍存在"重应对,轻预防"的倾向,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在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根源分析与发展趋势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各主体协商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可以构建"政府+公众+第三方组织"的协商沟通平台,推动政府单向度环境整治转向"多元主体协商治理",力求促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良好局面。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从“异化”的维稳回归到常态的维稳

社会转型期矛盾和冲突凸显、政府不合理治理、民众误导性预期和网络媒体的扩大化等原因,使部分地方政府的维稳行为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树立科学维稳观、转变政府职能、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严惩"异化"维稳行为才能使"异化"的维稳回归到常态的维稳。     

行政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探讨——以渭河流域为例

跨界水污染纠纷关系到不同行政辖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地区矛盾与冲突,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因此,治理跨界水污染必须将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利益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具体来说,一要构建民主而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完善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地方政府的环保绩效考核,完善科层型的流域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二要通过排污权交易来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流域地方政府间对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三要利用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政策消除流域内部环境占用的不平等性,从而调解流域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从对立到协同: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化建构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民间组织介入为视角

基层维稳运行中民间组织介入缺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民间组织的介入有利于缓解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之间的张力,有利于整合参与资源、引导表达方向、降低表达成本、控制表达范围,有助于基层维稳理性基础和组织基础的再造。要有效实现基层维稳机制的理性化运行,应当在基层维稳过程中实现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协同关系。     

论“维稳”与“维权”的辩证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上“维稳”与“维权”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新问题、新矛盾,具有对立统一关系.本来,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同一性,替群众“维权”就是最好的“维稳”,这是当前“维稳”与“维权”辩证机理的核心和实质；但由于形而上学稳定观作怪,当前对立性表现很突出,往往从“维稳”出发却造成许多乱象,陷入高成本“维稳”困局.化解这对矛盾,要客观承认“维稳”与“维权”二者的辩证关系,从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转变；疏通体制内维权渠道,降低体制内维权成本,减少体制外维权事件发生,走出高成本维稳怪圈；促使矛盾良性转化,防止恶性转化,使二者辩证协调起来.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后控:发挥“正范立行”的核心作用

当前,无论是在既成污染型环境群体性事件,还是预防风险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对于事件的控制和应对,基层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被动性"和"人为性"。为此,当务之急是通过规范政府的行动立场,规范政府的生态补偿行为及干预事件的行政行为,规范环境利益受损方的维权行动,规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舆论行为等方式,形成控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支撑。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后控中,应充分发挥"正范立行"的核心作用,避免环境群体性事件向暴力事件的演变,使对其控制尽可能地具有"可预期性"和"可调节性"。     

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化解群体性事件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范式 作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但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维稳"成为其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作者通过中国知网,以1999至2011年为时间条件,采用模糊比配的方式,用群体性事件作为篇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显示各类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文献为2009篇.     

应对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的多元化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企业与劳动者的利益逐渐分化,劳资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为正确处理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应该在劳动立法、行政监督、完善工会职能、企业规范用工和实现职工民主参与等方面加大力度,将群体性劳资冲突引入理性轨道,通过多元化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实现劳资关系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