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客到公民的蜕变——政府公共服务对象探析

政府公共服务对象的定位直接决定着政府服务部门的责任、公民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公民理念是对顾客理念的一种蜕变和超越，表现在公民身份的复归、公共利益的促进、社会公正的还原、公民权利的完善和政府责任的重拾等方面。在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把握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平衡，引导社会以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进步。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公共性、管理法治性和运行高效性为特征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公民社会与政府契合的产物,所蕴藏的公民中心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的核心价值,其寓意是对公民治理的选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创新公民治理理念,健全公民资格,培育公民自治组织,引导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间的互动质量并建构激励耦合合作制度.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 ,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 ,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即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 ,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 ,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 ,让市场、国家 (政府 )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论新公共服务思想在美国的改革实践

这篇文章是为了讨论美国运用新公共服务思想进行的改革举措以及它们对美国社会带来的良性影响,以证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可操作性。它将新公共服务思想本身与在其影响之下兴起的美国改革内容加以结合,发现新公共服务思想主要通过对公共服务制度和方式进行创新、对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财政体制进行改革与完善等方式,发现这些改革实践不仅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民参与的程度,推进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乃至对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都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     

经济法视野中的国家干预、公民社会及非营利组织

在当代治理主义的精神下,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仍将发挥着其它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公民的个人责任以及个人对自己决定承担的后果将上升为社会选择过程中的主要法则,多元竞争被不断引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与生产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力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体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经济法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的非营利组织,将其列为重要的研究范畴。     

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的责任——基于扬州市的分析

责任政府概念源于西方,限制政府权力是责任政府的原始意涵。为解决传统责任政府的责任缺位、权责关系不对称等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需求,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和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等责任。责任政府在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应承担起立法责任、财政责任、监督责任等。扬州市在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过程中,积极探索,敢于担责,形成了完备的政府责任体系。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和谐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逢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论现代危机下的公民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危机将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公民的责任能力对于抗击现代危机的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胜危机的成败走向,关系着政府危机领导的效果。公民参与危机治理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内在的职责,因为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着责任。公民积极主动的责任观念使参与危机的治理成为公民内在的自由要求。公民责任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引导和政治环境的熏陶。公民责任是与公民权利相联系的责任,责任之中包含着权利分享之义。     

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本文从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信任赤字出发,对公共行政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界定,分析了信任在公共行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过程中在重建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方面的努力.     

在危机管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良好合作关系的构建

建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对于有效应对危机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仍面临着诸多问题。提高我国的危机管理能力,应着眼于建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既要培养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意识,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     

善治理论视角下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警民关系是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中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一项公共关系,其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近年来警民冲突事件屡见报端,原因主要在于社会、政府、群众与公安队伍自身四个方面。从善治理论的视角分析,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有三路径选择,应提倡由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方法,它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推进这项改革,需要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完善监督和评估机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为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取向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直接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以＂公民本位＂为核心指导思想,因为＂公民本位＂是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完成服务型政府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本位＂对现阶段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应当是坚持公民权利导向、公共权力回归于民导向、法治导向和公民参与导向的政府。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路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实质在于培育多元化、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主体,从而对服务的"生产职能"与"安排职能"实现相对分离。首先,鉴于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应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格局,明确政府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一定是生产者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应慎用政府机制;其次,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成本的降低、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公民社会在分担服务职能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公民社会也是市场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论项目导向型政府及其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两次转型,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中国政府发展模式最终确立起来.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以社会的高度现代化为要件的,即市场的高度发育、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市民社会的高度成熟、法律的高度政治定位、政府财政的高度公共化.但目前中国这些条件都还不成熟.项目导向型政府模式则是既以公共服务为最终取向,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过渡性政府形态,它的特点决定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政府形态作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种过渡.     

我国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悖论及其消解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网络是当今公民参与的重要形式，但也带来平等、成本、绩效、稳定等方面的难点和悖论，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消解悖论，需要建立有效规范、培育现代公民、建立现代化的信息网络系统。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

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对旨在影响公民结社行为和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统称,这些规则的集合体是决定公民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表现出选择性鼓励和选择性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取向,由此出现公民社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制度性因素并存局面。现行监管体制以限制和控制为主要政策取向,客观上制约着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和谐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建设“培育服务与监督规制并举”的能促型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应当成为优化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努力方向。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论政府对企业环境风险的规制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面临很多风险,环境风险在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的21世纪,将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而现实中政府过于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使企业受到环境伦理规范的束缚以及背负着社会和公众的环境压力,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建立一种能够使企业自我规避、防范和处理环境风险的机制或法律制度,补充传统单纯依赖行政资源的规制手段。环境保险制度和企业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正体现了政府指导和经济刺激等手段,从而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企业环境风险规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