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投入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衰落会直接带来公共行政的危机,本文试图分析影响公民对政府信任投入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投入的措施。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在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与“政府”关系仍然日趋紧张,公民对政府越来越不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下降的因素具有多重层面,既包括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又包括政府自身形象的恶化,同时还包括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态度产生变化等。为了改善这一现象,西方国家以“提升治理能力”为目标,推行各种政府改革方案,期望能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政府信任关键问题的西方研究及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政府信任的普遍性、持续性衰退,政府信任相关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行政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与后果这三个关键问题上。首先,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结构和有效测量,是讨论和研究政府信任的起点和基础;其次,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验证和解释,是分析政府信任来源,探讨政府信任衰退的核心内容;最后,政府信任的后果,则是关注信任衰退背景下,信任/不信任对公共治理的价值、风险与作用机制。比较、参考西方政府信任研究的丰硕成果,将为我国的政府信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中的公民参与观检视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存在共识,但在是否将参与纳入微观的行政管理过程,公民以什么角色多大程度上参与行政活动、公民采取何种途径影响政策过程以及公民参与民主价值的关联程度等方面存在分歧。探讨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公民在政策过程中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性借鉴。     

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下的政府信任关系历史类型研究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整合机制,表现出使民众对权威和国家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近代社会,官僚体系下政府运用法制管理社会所形成的工具性思维把政府信任关系纳入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框架,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形成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在公共政策多中心执行模式下,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现合作治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增长,促进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充分发育。     

后实证主义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由于主流公共行政对管理技术、经验和官僚文化的强调,实证主义成为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的认识论途径.但仅仅通过客观和实证的手段,无法创新性地满足社会转型的变革要求并彻底解决现实矛盾,故而需要在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路径和方法方面实现后实证主义转向,即以类型划分入手对政府信任关系进行结构分析,遵循总体性原则下的构成主义路径,在...     

合作型信任: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管理。合作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也应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合作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习俗型信任相比更有利于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为此,通过建立公共承诺机制,构建平等的对话机制,完善制度体系以及培育相互信任的社会文化来构建合作型信任。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述评

在当代西方,一系列的民意调查显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已经演变成一股普遍的国际趋势。造成西方政府信任危机原因涵盖多个层面,既包括政府自身的能力和操守问题,也包括社会评价标准提高、利益集团控制议程和大众传媒掀开政府黑箱等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纷纷针对公信力下降的现象出台新的政策,重建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的重要议题。     

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论警察的公众信任--以中国为例

本研究评估了中国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探讨了影响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的因素。就目前来看,针对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本研究以冲突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收集中国8个城市的访谈数据,检验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感知政治影响力等冲突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中国警察公信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的解释力有限。青年以及政治权力较低的中国公民往往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此外,中国公民对警察的态度还受到公共安全满意度、政府处理犯罪的能力、生活质量和政府官员腐败度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于政府信任的思考与分析

政府信任对于政治系统的秩序维持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选择与公众建立良好的政治互动关系。就政府信任的生成而言,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就政府信任的价值而言,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政治功效。     

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公民政策参与的阻滞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公民政策参与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有效的政策参与依赖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如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各种规则和制度的不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组织基础的薄弱以及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制约着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从市民社会视角看“红十字会危机”的解决之道

我国红十字会长期的官办官化,缺乏应有的社会性是导致红十字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借鉴香港红十字会的经验,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得出红十字会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发展,国家对社会的干预要有一定的界限,同时,红十字会要去官办性,回归其民间性。     

信任模式与浙江民营企业规模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扩大 ,管理层次复杂化 ,建立在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企业组织方式逐渐失效 ,社会又难以在短期内提供有效的正式信任体系 ,使得委托代理机制难以根植于浙江民营企业 ,严重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政府的使命不是扶持个别企业的规模 ,而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强化正式信任及实施机制建设 ,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