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 美国及其盟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东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为了拓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昭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的理念,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论析:“聚合安全”视角

美国的亚太政策正处于转折关头。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所构建和实施的"再平衡"战略虽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但在亚太不断演进的地区情境中仍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第二任期内,基于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及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精心改造,赋予其明显的"聚合安全"特性。在"聚合安全"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将继续保证其双边安全承诺,并更多地通过筹划或参加地区多边机制和多边创议的方式来发挥其主导性作用。这种从双边优先的传统立场转变为双边及多边并重的战略安排,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下美国保障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现实可行的选择。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尤为突出。通过案例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可以看出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增加了在南海内沿和外围的军事战略存在,还加强了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不过,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海政策军事化目前并未达到其希望的效力,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愈加难以保持平衡。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此有所倒退,南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克制态度,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预案,通过高质量外交对话等方式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美国亚太贸易战略新趋势:基于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视角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于2012年3月15日正式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在亚太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标志之一。《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美国一方面实现了与韩国互惠互利的初衷,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实现了制衡中国的战略目的。文章主要论述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的经济福利、地缘利益和"新贸易政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的APEC政策、主导TPP发展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之间的关系,勾勒出美国新亚太贸易战略的轮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出口受阻和影响力受限的情况下,应在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多元平衡的区域合作和积极应对美国主导TPP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研判和对策选择。     

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表述从"亚太"转变为"印太".文章尝试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入手,将美国的"亚太"与"印太"战略进行比较,考察美国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从"L形布防"到"半嘴形包围"的转变,以及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全方位竞争以重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霸权、通过改变自我认同与巩固和扩大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以重塑大国身份和信心、通过寻找战略支点以重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这三个方面的战略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然继承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舞台的战略博弈必将长期持续.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效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应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涵养大国心态,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寻求身份和承认,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谋篇布局.若"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等规划能够持续顺利推进,便可有效破解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图谋.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

美国基于对当前亚太战略形势的判断提出了再平衡战略。从理论上来看,传统的竞争型权力平衡战略通常只强调物质利益,而合作型权力平衡战略则把理念因素纳入思考的范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属于后者,而澳大利亚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显得相当重要。文章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这种战略下美澳合作的具体实践,发现不论是"澳新美安全同盟"机制还是"澳美部长级会议"机制均得到了强化。其原因在于,双方的战略思考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看中澳大利亚在亚太的地缘战略价值,澳大利亚也试图借美国的力量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亚太的战略地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合作并不一定会给该地区造成类似冷战式的安全困境,未来双方关系的动向仍需深入观察。     

国家战略视野中的亚太区域旅游合作

亚太地区是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对于中国参与亚太旅游合作,应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加以审视,应以经济互利互惠的"富邻"战略、对话与文化沟通的"睦邻"战略、国土安全与和平的"安邻"战略为目标,全面开放与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旅游,并通过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中国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本文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的亚太旅游合作环境及战略架构进行了探讨.     

维护美国信誉:福特政府亚太政策探析

基于对福特政府亚太政策的分析,本文认为维护因越战失败而受到严重损害的美国国家信誉,是福特政府调整亚太政策的最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福特政府不仅在西贡倒台前就向国会争取给南越政权更多的援助,在西贡倒台之后,更是通过果断使用武力解决马亚圭斯事件、重申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来化解一些亚太国家对美国可能放弃盟友的担心和维持美国作为盟友和"自由世界"领袖的信誉。福特政府之所以拖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是因为担心调整与台湾的同盟关系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盟友中的信誉。国家信誉实际上是一种无形资产,维护信誉的考量对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都具有深刻影响,信誉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模式探析——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

通过将核武器作为慑止他国攻击其海外军事力量和盟国的工具,美国维系了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同盟体系,捍卫了霸权地位。文章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具有地区差异性,基于安全承诺的制度化水平和用于威慑的核力量构成的不同,可以概括为欧洲模式、亚太模式和中东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延伸威慑战略的可信性依次降低。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实施的地缘环境受其自身核力量的削弱、地区层面威慑对象的多元化以及武器技术的扩散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恶化,进而造成盟国对其延伸威慑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文章预测,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三种模式今后将分别在相应地区面临以下挑战:欧洲地区的危机稳定性下降,亚太地区的核扩散风险上升,以及中东地区的美阿同盟可能发生"漂流"。造成美国陷入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美国依旧奉行冷战思维,追求霸权主导地位和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使得其延伸威慑战略不仅出现了目标与手段的失衡,而且存在逻辑与表述上的矛盾。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对此地区的战略关注不断加大: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交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浅析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力

本文论述了美国近年来与西巴尔干国家的投资、经贸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援助情况和特点,以及美国如何利用北约对西巴尔干国家产生影响。以上三个方面体现出美国在西巴尔干地区有着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对西巴尔干地区是"有力无心",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目前并不寻求对该地区的全面控制力。西巴尔干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16+1"合作实施的重要地区,在多方利益相关者在西巴尔干地区的角逐背景下,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各方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编者的话

<正>本期的话题主要围绕美国的亚太战略、东亚秩序和地区合作展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是我刊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左希迎以美国亚太联盟的转型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在中国快速崛起以及美日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管理其亚太联盟体系的过程及措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然而,在相对衰落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由此,美国面临着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理     

冷战后的美国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

冷战后,为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改革防务贸易出口控制,但改革一波三折,直到奥巴马政府才取得重大成果。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扩大许可证豁免的范围,实现防务物项或技术更好和更快地向盟国或友好国家出口或转移,其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对潜在敌人的技术和战争优势,提高盟国的军事效力,加强美国与盟国协调作战的能力;扩大防务合作范围。通过更好、更快地向盟国出口或转移防务物项或技术,不仅强化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强化了建立在共同安全基础上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改革也使美国巩固了其在世界军火市场的突出优势地位,增强了盟国在军事和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有助于美国克服金融危机和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本质上,防务贸易出口控制改革就是鼓励与值得信任的盟国的防务合作,它加强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政治联盟,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美国更好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的手段之一。     

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

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南越政府的援助,来彰显美国越战政策的合法性。随着越战的升级,这一计划的重点被调整为争取美国的重要盟国向南越出兵协同美军作战。围绕着这一计划,美国与大多数盟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分歧,进而导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冷战同盟陷入信任危机。美国与盟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和由此造成的冷战战略的差异,是冷战同盟内部围绕"更多旗帜"计划出现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