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成果,金融衍生交易比其他商业交易活动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包括品种风险、对手风险、交易风险和处置风险。各国的经济文化背景、立法背景的不同,导致各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风险的表现各异,监管方法也有所区别。与美国主要对品种风险的进行监管的思路不同,英国侧重在对手风险的监管。国际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风险则主要通过国际机构的国际主协议来加以控制。     

企业重大金融衍生交易损失事件研究——以合约结构为基础

对中国企业2008年金融衍生交易重大损失事件的总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企业违规、境外金融机构欺诈以及交易结构分析.衍生交易的性质是各种法律合约,其损失首先来源于合约基础资产的市场变动,因此,交易结构角度的观察是法律上进行归责的前提.本文通过对中信泰富等典型损失事件中合约结构的分析,力图从事实层面厘清中国企业金融衍生交易损失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探究相关主体违规或欺诈,以及改进对衍生交易的监管提供一种方向性的引导.初步的研究结论是:金融衍生交易是企业控制商业风险的一把"双刃剑".市场风险、知识匮乏、投机等不同因素会增加衍生交易的风险程度,而良好的公司治理以及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培育能佐助企业更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     

论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是判断其合法性的关键。总体上 ,金融衍生交易具有射幸性质 ,但是 ,在众多的衍生交易品种中 ,避险型的衍生交易具有保险的性质 ,为法律所保护 ;投机型的衍生交易则具有赌博的性质 ,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 ,对不同品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予以具体分析 ,是判断其诉讼后果的前提要素     

关注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向法律风险的转化——对中航油、中信泰富事件的反思

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通常被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具有国资背景的海外上市公司来说,最大的损失源自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向法律风险的转化。它显示了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现代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规则、法律规则之间的碰撞。中航油事件与中信泰富事件所揭示出的这一风险转化过程,为观察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分析

明确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对金融衍生品立法非常重要,本文主要从金融衍生交易是契约性与非契约性的统一、射幸性与确定性的统一以及具有信用性三个方面全面分析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     

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规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在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交易、监管中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并对我国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交易、监管的法律规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金融衍生工具法律风险须防范

金融衍生工具是近十年来逐步为世界金融界所接受的交易手段。由于它操作难度大、交易透明度不高,带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隐患,对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已引起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金融衍生工具除面临涉及市场、信用、流动性、操作结算等诸方面风险,还有因合约无法履行或草拟不当而导致损．失的法律风险存在,产生这种法律风险的原因大致是：1、法律的滞后性。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限制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法律无法预见的情况层出不穷,不可能达到包揽无遗的境地。金融衍生工具自出现以来,不断翻新发展,…     

论金融衍生交易风险的政府监管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是从传统金融市场中衍生而来的新兴市场,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根源.20世纪70年代后,在规避市场风险,促进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几乎与金融衍生工具有着直接的联系.有鉴于此,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衍生工具经营机构都把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作为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研究各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法律监管体系,并对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国金融衍生品发展的法律困境解析

金融衍生品迅速发展的今天,立法却明显滞后,这将增加金融衍生品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且必然会引致诸多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模糊了物权与债权的界限,金融衍生交易合同与传统的合同法理论相违背,净额结算制度与抵消制度无法融合,信用支持安排与担保制度相差甚远,需要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应尽快制定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法,并修订相关法律以适应其发展。     

防范金融衍生业务风险的法律规制研究

面对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关注国外金融衍生产品发展的过程、作用及其风险,借鉴其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金融风险现状与趋势,建立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及法律规制的机制,已成为涉及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解释——以合同为中心

金融衍生交易特别是场外衍生交易规则与传统民商法之间的冲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的合同类型,与传统合同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前订约、未来履行",从中派生出特殊的履约风险、缔约风险等一系列新问题。对赌、显失公平等法律争议正是基于衍生合约本身的特性而产生;而通常被称为"衍生交易规则"的一整套制度实际上是市场自发创设的防范履约风险的安排。在此,场外衍生交易与场内衍生交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需要应对同样的问题。通过还原衍生交易规则背后的法律逻辑,可以构筑一个以"合同"为中心的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容纳从合同效力、履行、缔约到信息披露、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以合同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民商法应扩张自身的体系以容纳实践中产生的新合同类型,从而为整个金融衍生交易法律规则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法律规制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法制建设经历了从试探性地允许,到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直至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支持或鼓励其发展的历程。但由于历史和法制建设经验不足的原因,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法制建设还存在禁止、限制倾向明显,法制的层级低,效力差,缺乏前瞻性等问题,制约着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发展。国家要尽快优化健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法制环境。     

我国金融衍生交易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其评析

本文介绍了我国现有法律对金融衍生交易主体资格的规定,继而进一步分析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以后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些许建议。     

金融衍生产品法律风险及其管理

近年来,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金融衍生工具相关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引起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存在巨大风险的注意和反省。本文从金融衍生产品法律风险的成因,法律风险管理,法律人在法律风险管理中的职责等方面,初步探索了如何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风险进行防范。     

破产程序中金融衍生品交易结算问题的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安全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为防止一方破产使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风险和损失扩散到交易对手,甚至使整个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制定了ISDA主协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发布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

互联网金融对金融风险结构的创新,在缔造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的竞争型融资市场的同时,也让金融消费者在金融风险分散与利用中首当其冲。符合市场理性、回归金融本质的交易结构变革,引发了实现金融消费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匹配的金融风险规制路径。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互联网金融之风险暴露、风险分散和鼓励竞争的新型风险规制范式的作用机制,亦折射并检验了依循法律规则的金融消费者风险吸收能力是否合乎投融资便利和公正价格形成的理性,这也成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风险规制进路的逻辑中枢,并有利于实现形成公正价格的金融法目标。     

论金融衍生产品案件的证据规则

习惯适用传统民商法规定的法院在面对新型金融案件时会产生路径依赖,不仅在实体法适用方面,在证据规则的适用方面,路径依赖现象也十分明显。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案件不同于普通民商案件,运用传统民事证据规则裁判案件使得裁判结果偏离公证。因此,有必要明晰金融衍生产品的特别属性,重塑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纠纷案件的证据规则,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原理,为公证裁判金融衍生产品案件提供制度支持,变路径依赖为路径创造。     

论我国金融交易税收制度的完善——以欧盟法借鉴为中心

投机交易被认为是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根源,金融交易税是为了抑制金融投机交易的一种金融税赋。我国没有全面开征金融交易税,现有的金融交易税是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尚存在法律不完善、调控效果不佳、功能不健全、具体设计不够完善等问题。2013年欧盟希望通过统一目前11国不同的金融交易税,以减少单一市场的竞争扭曲,抑制高风险交易行为并完善监管措施。为抑制金融投机行为、防范风险,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金融交易税收制度。我国的金融交易税收制度的构建应分两个阶段:过渡阶段和全面开征阶段。在目前的过渡阶段,我们可尝试先开征金融交易税中的托宾税,同时完善证券交易印花税,将其转变成独立的证券交易税。     

金融信托交易模式演进的法律逻辑

金融信托的交易模式包括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资产收益权融资、信托受益权融资等,其演进的背景与路径成为整个中国式信托生态演化的一个缩影。金融信托创设了不同类型的交易模式,其法律结构与交易实质以及金融创新的法律边界,引发诸多争议,亦体现了金融与法律的不同视角。梳理金融信托交易结构的演进,回应真实、复杂、多样态的金融现实,从立法规制、司法介入与市场博弈的视角,探究金融交易的秩序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衍生工具上市地点的选择——以金融期货为视角

2006年1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第2条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由此打开了创设和交易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空间。而在目前正如火如荼的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权证作为一种衍生证券,已经为股改的顺利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2006年,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筹建上海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所。这些情形均表明,对于金融衍生工具这一具有高风险性、强杠杆性和虚拟性的特殊金融产品,亟需展开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刊特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一组文章(作为中期研究成果之一),分别从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规制的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属性、金融衍生工具上市机制的构建、金融衍生工具上市地点的选择和考量、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监管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