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期货法的定位及其与《证券法》之关系——一种立法论的进路

期货法的定位、特别是与《证券法》之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本土化的实践问题。域外多样化的期货立法模式反映了各国不同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路径,近年来一些国家将期货监管规则纳入大证券法或者金融商品立法中,是与其强调金融期货的地位以及金融市场监管一体化的背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与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期货市场以及...     

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研究——以“海升—大摩案”为分析蓝本

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特殊风险是来自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由此而建立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不仅成为市场惯例,也符合当下各国金融改革立法的要求。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实质是提前兑现衍生品合同下的全部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但是,海升—大摩案表明,这套新型金融担保机制对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企业用户而言可能代价过高。只有在追求信用支持制度适用之普适性的同时合理兼顾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域外住房保障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住房保障制度是一国政府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保障其居民基本居住水平的一种制度。现代意义上的住房保障制度始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肇始於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城市化密切相关。许多国家（地区）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住房供应体系和运作模式，以弥补市场的不足。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解释——以合同为中心

金融衍生交易特别是场外衍生交易规则与传统民商法之间的冲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的合同类型,与传统合同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前订约、未来履行",从中派生出特殊的履约风险、缔约风险等一系列新问题。对赌、显失公平等法律争议正是基于衍生合约本身的特性而产生;而通常被称为"衍生交易规则"的一整套制度实际上是市场自发创设的防范履约风险的安排。在此,场外衍生交易与场内衍生交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需要应对同样的问题。通过还原衍生交易规则背后的法律逻辑,可以构筑一个以"合同"为中心的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容纳从合同效力、履行、缔约到信息披露、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以合同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民商法应扩张自身的体系以容纳实践中产生的新合同类型,从而为整个金融衍生交易法律规则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国《物权法》的商事适用性

本文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讨论了我国物权法的商事适用性:首先,确定物权法商事适用性的标准,从诸多商法价值理念中挑选出与物权法相关性较强的三个价值,即交易安全、商事交易多样性和商事便捷;接着,挑选出现行物权法中的典型制度,结合大陆法系国家民商事立法,对其立法理念、价值和功能进行分析和梳理,探究各自在实现民法价值之外能否体现较强的商事适用性;最后,对物权法的商事功能从立法和效用角度作一个整体的评述,并对本文开头民商事立法模式的介绍作一个有限的回应,以期对于理清现行民商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有所裨益。     

海升——大摩衍生交易诉讼管辖权之争的法律分析解读英国法院对管辖权条款的裁决书

2009年4月,中国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升")在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中院")起诉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以下简称"大摩")的外汇掉期合约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这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曝出的中国企业衍生交易重大损失事件中,第1例由中国企业主动诉诸法院的案件.然而,由于双方的衍生品合约中...     

从CDS看金融衍生品的异化与监管——以瑞银集团诉Paramax案为例

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为例，结合次贷危机后第一例CDS诉讼——“瑞银诉Paramax”，分析了CDS这一金融创新异化的过程以及法律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CDS的形式是市场主体之间缔结的合同。正是合同下的履约风险消解了CDS作为信用风险管理工具的基本价值，促成了其从保险机制到投机工具、从合同到不受监管的“证券”的异化。这也表明，以形式至上为特征的法律与监管机制在功能（实质）至上的金融创新面前恐怕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

KIKO合约是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领域最流行的外汇期权合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韩元贬值导致参与KIKO合约交易的韩国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韩国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了KIKO合约,这引发了广泛争议。情势变更原则与以风险为交易标的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之间存在本质冲突,基于情势变更而否定衍生品合同的效力是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最核心的价值和法律基础的极大冲击。面对金融危机,法律的公平性救济应当区分特定市场、特定交易、特定合约而审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