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女性化格局下妇女政治参与困境及其消解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渐趋加快，我国农村村庄呈现女性化由趋势逐渐演变为格局。农村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有限开放和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安排，使妇女进村“两委”数量有所提高，但在村级治理的政治资源分配中仍居于最弱势地位。在村庄女性化这一特定背景和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制度整合和文化形塑，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环境，疏通妇女政治参与的渠道，优化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主体性条件，以消解村庄女性化背景下妇女政治参与的困境。     

保护性政策与妇女公共参与——湖北广水H村"性别两票制"选举试验观察与思考

保护性政策为什么没有改变农村妇女公共参与"推而不动"的状态?这与政策运行的村庄社会基础有很大的关联性.本文考察了一项保护性政策实验中村庄社会的不同反应,发现自上而下的保护性政策在输入到村庄社会的过程中,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对于村庄层级链条中位置不同的妇女,保护性程度不同,其公共参与程度也不同;同时,它并没有改变男性主导村庄权力结构的局势,还加深了两性隔离.为此,制定政策应该充分尊重村庄妇女公共参与三级链分层现状,使政策的保护性力量在这个链条上出现增量式发展;应该建立有效的配套机制,改变"两性场域"不对等分割状况,实现和谐式参与.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村庄治理中的妇女组织化参与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村庄从"管理"到"治理"、从"压力型"治理到"民生型"治理的转向,需要农村妇女的组织化参与,但目前农村妇女无论在村两委、党团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还是农村妇联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度都不尽如人意。因此,必须建立妇女组织化参与的机制、提升妇女组织化参与的能力、拓展妇女组织化参与的空间。     

社区性家庭: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基于华北农村“立门户”现象的考察

农村"立门户"是指分家之后,子家庭经历社区化继承老一代家庭成为独立社区行动主体的继替过程。农民的"分家立户"行为包括子家庭从母家庭分裂出来和融入熟人社会后获得一定独立位置两层文化内涵。既有分家研究更多关注家庭分裂内涵,鲜有学者关注父权如何更替,子家庭如何融入熟人社会结构"立门户"的现象。"社区性家庭"概念旨在探讨新成立的门户是如何融进熟人社会参与公共生活来建构家庭社区性身分,从而使自己的家庭获得"家格"成为熟人社会中符合地方性知识要求的组织。村庄社会结构是"社区性家庭"衍生的结果,它提供了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国民政府对女性的塑造和训练——以抗战前新生活运动为中心的考察(1934-1937)

新生活运动中,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法令和措施,触及到女性的着装、婚姻家庭、职业、社交等基本生活层面,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塑造"和规范女性。另外,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些妇女团体,组织动员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新生活运动中。本文通过对新生活运动的探讨,发现国民政府对妇女的政策具有双重角色定位的特点:既维护女性的传统角色,注重女性的家庭责任,又鼓励妇女提高自身的智识,动员妇女参与社会事业,担当"国民"之责任。     

公共品私人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钟摆式迁徙"导致村庄出现多维的凋敝景象,严重阻碍了村庄的持续发展。为村庄供给公共品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缓解凋敝现象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村庄出现凋敝现象的范围较广、情况严重,仅由政府为其提供公共品,因财政有限,政府供给经常出现失灵现象而难以达到有效治理凋敝现象的目的。借助私人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可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缺陷,出于利他或利己的供给动机,私人供给者均可能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基于此,从公共品供给行为、供给氛围两维度探索私人供给者为何以及如何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并建议充分借助农民创业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以实现对凋敝现象的有效治理。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彰显巾帼风采

法治社会建设为妇联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挥职能作用、服务妇女和家庭提供了广阔的法治空间,也为妇女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推动源头维权。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应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儿童的特殊利益,确保事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立法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妇女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通过立法参与,实现源     

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研究——以湖北省随州市为个案

2008年中国2/3的省将开展新一轮的村委会选举,农村妇女能否顺利进入村庄权力结构,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同时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竞选策略也非常重要.本文以湖北随州市选举调研为基础,阐述了在农村初级政治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妇女在村委会竞选中运用营销策略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存在的认识误区;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了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为妇女参与即将到来的下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竞选提供帮助.     

论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基于大连市“随迁”老年妇女群体社会参与调查

市域社会治理已经向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多个群体或组织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转变。当前,"随迁"老年妇女社会参与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多元主体在协同解决"随迁"老年妇女社会参与时,在社会方面,政府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努力营造良好环境,从整体上推动老年福利发展;在社区方面,加强社区组织力度,关心"随迁"老年妇女的生活,做好宣传工作,并组织适宜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加强社会参与;在家庭方面,弘扬尊老爱老的社会传统,发挥家庭的支持作用。     

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女村干部能力建设CSSCI

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政府依法行政,更需要社会治理法治化。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在村庄治理中,女村干部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从村庄治理的性别结构的现状来看,女性参与村庄治理存在着数量上的"一低两多两少"、权力结构边缘化等问题。要提高女村干部的治村能力,就要营造具有性别意识的话语环境、提供具有性别意识的支持政策、构筑女村干部成长的坚实后盾,同时,女性要自觉学习和修炼。     

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困境与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得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可能,这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机会。现阶段,囿于社会转型、国家权力、历史文化、社会共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制度、渠道、程度均存在不足。为此,要多维度地重视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培养,"全景式"地加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通力配合的联动机制并形成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的社会共识。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女村干部能力建设

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政府依法行政,更需要社会治理法治化。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在村庄治理中,女村干部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从村庄治理的性别结构的现状来看,女性参与村庄治理存在着数量上的"一低两多两少"、权力结构边缘化等问题。要提高女村干部的治村能力,就要营造具有性别意识的话语环境、提供具有性别意识的支持政策、构筑女村干部成长的坚实后盾,同时,女性要自觉学习和修炼。     

村庄参与中的差别化接纳——江西省农村外嫁女集体回娘家活动研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外嫁女与娘家村庄的关系逐渐发生改变。本文运用"接纳度"和"同等性"两个维度相结合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江西省四个村庄集体回娘家活动,呈现外嫁女在村庄参与中的身份问题。研究发现,外嫁女通过集体回娘家活动改变了其参与村庄事务的实质性缺席和象征性参与的状态,借助亲情表达和仪式认可被重新接纳为娘家村庄的成员。不过,与男性相比,这种接纳属于差别化接纳,具有功利性、暂时性和尊卑有别的特征。同时,这种差别化接纳隐匿于亲情联结和个体平等的叙事中,并未被活动参与主体明确意识到。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社会性别视域下的民国女工生育保障问题(1912-1937)

近代工业兴起,大量女性进入工厂和男性从事同样的社会劳动,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被打破,但怀孕、分娩、哺乳等生育行为成为困扰其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女工生育问题因此出现。"五四"运动后,女工生育保障问题开始为学者关注,此后成为劳工团体、妇女团体与女工们的斗争目标,生育问题由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议题。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政府推出女工生育保障立法,生育的相关费用由工厂负担,生育风险由家庭转向社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但女工生育风险应由社会保障的观念为时人所接受,为后来的政权进行相关立法提供了思想基础。     

浙江省沿江镇妇联“三大措施”协助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浙江省沿江镇妇联围绕镇党委政府重点工作，以“积极宣传，协助整治，配合管理”三大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使村庄整治工作有序、有效地推进。在积极宣传方面，充分发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扩大整治工作覆盖面，提升群众参与率。在协助整治方面，一是建立村级妇女环境管理队伍，添置公用环卫设施，垃圾推行“户集、村收、镇转运、县处理”收集处理模式，做到“日产日清”；二是在污水治理工作中重点突破。在配合管理方面，一是做好各项制度的落实；     

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正>二战以后,由于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帕特南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就分析了这种背景下社区的衰落和公共参与递减。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发起新一轮的"社区复兴"运动,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落实社区主义,带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建设政府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此恢复社区活力、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发展。     

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

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妇女政治同盟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采取了非常暴力的激进运动方式。她们的行动给以男性为统治者的社会权威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却以失败告终。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部分妇女才取得了选举权。本文通过对领导人艾米琳的家庭及婚姻背景和其参与的社会运动中总结出她的激进思想。从她领导的英国妇女政治同盟运动所采取的激进方式分析她激进的运动策略,并对英国妇女政治同盟运动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