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研究的概念谱系

目前国内的习惯法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混乱,为澄清概念混乱,在习惯法研究中应慎用“民间法”概念,并应对习惯法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正确区分.立足于事实与规范二分的研究立场,可将作为默会性知识的习惯与作为事实性规范的习惯法进行区分.在理论上厘清习惯法研究的概念谱系,有利于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提供习惯法的识别标准和适用方法.     

从习惯到习惯法——从两起判例看我国民法习惯的法律适用

习惯作为民法的渊源已为我国民法学者所肯定,但对于习惯如何在司法审判中具体适用及如何应用就多无叙述.《民法通则》对习惯是否可以作为民法的渊源没有论及,这就造成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怎么适用习惯以维持平等民事主体的平等存在困惑,本文拟从两个条件相似但结局相反的案例说明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适用习惯法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习惯法适用的程序和效力,研究习惯法在我国的法律适用.     

当代乡土社会的规则冲突及其演变--以一起乡民诉讼为例

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不断地与地方性规则相脱离.当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场域中适用时,地方性规则与国家法之间还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在具体的案例之中体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中的规则冲突及其演变模式,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所可能采取的解决方式.     

论民间法的法源地位

由于学者们所秉持的立场不同,对民间法的法源地位的阐释也就不尽相同。从法治发展及其宪制化过程来看,各类民间法的法源地位发生了内部分化,成文化的民间法是法律的正式渊源,而习惯法和准成文的民间法是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基于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理论为法官法源提供了大致的方向,也一般性地规定了民间法的法源地位,然而民间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境遇时有差异,一定程度地说明了法律渊源理论只能以静态的方式为民间法司法运用提供实体上的支持。     

司法中的法律：一种社会学分析

习惯法不仅存在于非诉讼情形中,而且渗透于司法中,法院（法庭）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混合,决定法律运用的移情性,为习惯法进入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司法的过程是法官和当事人协作的过程,是制定法和习惯法互动的过程,是文化传统压迫和现实利益取舍的抗争过程。     

法治视野下的乡土司法

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组成要素的乡土司法,与城市司法有所差异。其纠纷主体的熟悉性,社会关系的交错性,案件类型的细碎性,诉讼缘起和追求目标的不完全理性,使其更加追求实质正义。"赤脚法官"和"赤脚律师"是乡土司法的主角,乡土社会的力量会影响乡土司法的运作。乡土社会办案法官素养的综合性,诉讼程序的相对灵活性,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兼顾性,法律渊源的多样性,诉讼语言的大众性,法律产品的模糊性等都是乡土司法的特征。在乡土社会,法官不仅要坐堂问案,而且要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为减少法律纠纷做出贡献;不仅要在法庭上问案、断案,而且还要实现"社会控制";同时要尽力维护邻里和睦,注重立案、审判与执行的有机衔接等。总之,乡土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法治、司法的发展必须考虑到城乡二元差异格局,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进法治。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现代乡土社会中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与消融

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乡土社会中国家法和习惯法冲突的原因。其次分析了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运作 :在东部经济发达的乡土社会里国家法是“主旋律”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契合具有现实意义 ;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社会中民族习惯法兴盛 ,国家法的调控功能受限 ,二者的冲突是多方位的。因此 ,二者的沟通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契约性法律是沟通二者的最佳途径。为此 ,要推动国家法的契约化 ,实现国家法对习惯法的合理包容 ;要承认并尊重习惯法的弥补功能 ,实现国家法的“有所不为”和习惯法的“有所为” ;要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为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打好基础。     

民间规则与司法中法律的外部发现

法治原则要求法官依法司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纯依靠制定法来治理社会已凸显不足.司法实践表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法律的冲突和漏洞,这就决定了法官所要发现的法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不仅应从现行的制定法中发现法律,也应从其他社会规范中来发现,即法律的外部发现.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司法为民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法...     

习惯成为法律的第三条路径——评王林敏《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

按照德国学者的总结，民间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大体上有三条路径：（1）“立法的选择”，就是通过立法者的立法行为而转变为普遍性的法律规范；（2）“立法的授权”，就是通过立法者指引某些作为“准法律”的习惯，由法律适用者在个案中加以具体阐释而转变为正式的法律规范；（3）“司法的选择”，就是通过法官、法院系统对某一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和适用而转变为法律规范。对第一条路径，国内学界大都比较了解。世界上优秀的立法作品，无一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本民族习惯加以整理和编纂的。对第二条路径，学界也并不陌生。立法者往往会以一般条款的方式对某些民间习惯加以框定，授权法官在个案中具体理解、解释和适用，如2004年《意大利民法典》便极具典型意义。据有些学者梳理，该法典中关于民间习惯的授权性规定多达60余条。     

刑事习惯法之司法适用研究

在当今刑事制定法占支配地位下,刑事习惯法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但是,其在民族地区刑事法治建构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种真实而有效的实然存在,尤其在解决民族地区刑事纠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故,首先摆出刑事习惯法司法适用之现状,指出其司法适用之依据与识别,进而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对其进行程序设计.     

法律渊源：司法视角的定位

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法律渊源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法律渊源是一个描绘司法过程的概念。在多数法学著述中,它是指法官在哪种法律形式中探寻针对个案的法律。因而我们应站在司法立场上来理解、认识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与法律形式的结合使我们看到法官发现法律的场所,而与法律发现的结合使我们看到其方法论意义。从司法的角度看,法律渊源实际上就是法官法源。     

试论习惯法及其适用

习惯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现行立法确立了习惯法的法源地位。由于习惯法具有行业性、地域性、非明示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易造成适用习惯法的混乱状况,因此,必须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     

试论从习惯到法律的转变——一个司法视角的审视

习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在司法判决中有可能被提升到法律规则的地位,从而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在司法实践中,在法院/法官确认习惯具有法律效力之前,习惯的性质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从司法视角予以审视,习惯需要具有相应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方能实现向法律的转变。     

论习惯和习惯法的概念界分

学界对习惯的界定有两个落脚点,即“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对“习惯法”也存在“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可”这两种进路的界定。着眼于“行为模式”所界定的“习惯”实为“惯例”;着眼于“行为规范”所界定的“习惯”与“社会认同”进路界定的习惯法是同一的,可称为“习惯”。而国家通过司法吸收习惯,就形成以判例形式存在的习惯规范,可称为“习惯法”;而国家通过立法以指引性规范赋予习惯以法律效力,即“准用习惯”。     

刑法适用解释的习惯法向度

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过程中,同制定法一起发挥作用.法律解释立场和漏洞补充径路的不同,对习惯法的态度亦大相径庭,并决定着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维度.刑法适用解释对习惯法的取向经历了从排斥到考量的转变,在刑法适用解释的两个阶段即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中,习惯法面临不同的境遇.在法律解释阶段不应当考量习惯法因素,而在漏洞补充阶段,习惯法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言说

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期待.从法律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性质以及和谐社会的特征等方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制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表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从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