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数字环境有别于传统生活场景,其发生及兴起使未成年人面临着"数字身份"泄露、"数字痕迹"持久性等威胁,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年龄增长及主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获得行为能力的过程,于是在个人信息领域产生了"赋权与保护"的两难选择。而我国现有关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定较为零散,存在未成年人信息自决年龄界限标准不合理、监护人同意机制不明晰、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边界模糊等问题。结合美国、欧盟等在该领域的最新立法及我国信息保护实践,可通过分层的年龄界限标准、可验证的监护人同意机制、明确网络经营者的义务边界及法律责任等路径,建立健全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     

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中的系统协同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缺乏系统协同的观念，导致保护网络不健全，国家儿童保护的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不完善，需要建构各系统协同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本文从系统协同理念的法理基础出发，对我国保护立法进行梳理，分析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主要问题，我国亟待在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下，提高儿童权利、儿童福利与儿童参与，建立儿童保护专门机构，为青少年司法社工者赋权，织密法律保护网，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宏观方略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立法缺失 ——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状谈起

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关系密切.监护人在实施监护行为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类型的问题,国家对于此等方面的立法尚需更加具体和明确.为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亟待完善监护制度和规制监护人监护职责方面的立法,以期形成健全的保障体系.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基础研究

正【主题导引】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以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的积极倡导者,我国无论是在立法环节,还是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均需要契合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综合化、未成年人利益的     

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督监护制度的选择与未来

2019年11月,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总则部分增补了诸多内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强化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确立国家亲权责任、增设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强制报告制度等。其亮点之一则是新设了"政府保护"专章,助推了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进程。尽管如此,就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而言,基于监护监督制度的专属性、立法设计、公权力介入方式、国家监督职能受限等原因,国家监督监护与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尚未得到完美衔接。因此,应当明确监督主体、明晰监督对象、明定监督义务、细化强制报告制度,方可有效实践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对未成年犯刑罚立法完善的若干思考

未成年罪犯是个特殊群体，需要予以特殊的立法和司法保护。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立法完善进行若干思考和建议，期望我们的少年审判司法实务早日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法和刑罚制度可依可据。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问题研究

相比普通刑事法律法规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具有罪犯年龄、犯罪定性、犯罪司法执行等法律不健全的特征,在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上也存在着协同性不强的问题。近年以来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表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律规制问题出发,探讨未成年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刑事司法矫正方案,尽可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体系,以期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涉少家事案件审理“成人化”及其淡化路径探究

在当前涉少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不直接参与诉讼成为普遍现象,涉少家事案件蜕变为成年人之间的普通诉讼。法院在案件审判中也未体现对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优先考虑,未成年人案件的"成人化色彩"不利对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我国应借鉴域外立法,适当扩张未成年人在家事案件中的诉讼行为能力;构建庭外对话机制,畅通未成年人的表达渠道;建立法官依职权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坚持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从而弱化当前涉少家事案件的"成人化色彩",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监护侵害行为的刑事法规制研究——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衔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相契合;二是监护侵害行为报告主体的开放性便于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三是检察院代表未成年人以虐待罪向法院起诉并未突破现有刑法框架。刑罚处罚措施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形式,对于监护侵害行为刑罚处罚方式的完善,应从确立剥夺监护权的资格刑与增设亲职教育两个层面展开。     

中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的三维构建——以美国经验为借鉴

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心理救助等措施难以落实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重视惩罚,忽略预防与救济等问题。考量中国的惩罚性立法亦需要完善体系性不足、实践中类似案件不同判等现象。美国相关立法较为完善,其立足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理念,从预防、惩罚、救济三个维度为被害人提供特殊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美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为参照,可以发现我国立法在预防、惩罚、救济三个维度的不足之处,并应当进行相应的完善。     

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以家事案件为视角

随着部分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以维权为基点的涉少民事案件审理工作应当怎样体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新问题。笔者以家事案件为视角，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涉少民事案件审理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现行民事案件审理的方式，不足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提出在诉讼中，首先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并使之成为审理涉少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笔者对该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在诉讼中依据该原则的要求所设置的实施细则、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包括设置专门程序，庭前、诉前告知程序，以示明的方式使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了解案件处理的结果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院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未成年人诉讼地位缺失的应建立“诉讼代言人”制度；法官依职权审查调解协议、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等。     

美国矫正型少年司法的科学回归——发展型少年司法

发展型少年司法是美国继矫正型少年司法、严惩型少年司法之后出现的最新的少年司法模式,其以有关青春期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申刑事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区别对待,要关注青春期个体的特殊性。同时,认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障公共安全并重以及宪法正当程序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要性。     

未成年人“强索类”案件疑难问题与破解

强索行为作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一种普遍而又典型的行为，由于目前缺乏判断强索行为主观动机和暴力程度等因素的客观标准，增加了司法实务中处理的困难，经常会引起司法实践的困扰。对于未成年人的强索行为，有的主张按照传统刑法从严处罚；有的主张遵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从宽处理。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融入到对具体涉罪未成年人处理办法中，建立统一适用的司法处遇标准，设计具有个别化的司法处遇措施，有助于统一对未成年人强索行为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处遇，贯彻保护社会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保护原则。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理据

未成年人及其犯罪行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质的不同,有鉴于此,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凸显出标签理论和恢复性司法、刑法谦抑性和人道性以及刑罚个别化的应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法的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足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犯罪发展的新态势,并由此促成特定的理论学说、法制建设、司法应对,所以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     

风险社会视域下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以网络风险为对象的分析

对于网络社会而言,其具有与风险社会共同的不确定性、难以控制性等特征,从而亦属于风险社会的特殊形态。在网络风险社会中,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面临比成年人更大的风险。基于此,应当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期背景、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立法方面不足以及司法保护不力的现实,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主要从立法与司法的视角上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风险保护之法律目的。     

论我国未成年人审前程序中的几个问题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历来是刑事立法过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何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何有效落实教育、挽救、感化的基本原则,是立法和司法层面都要考虑的问题。审前程序作为整个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矫正,本文通过对立案、强制措施、人格调查等几个问题进行完善角度的论证,谈未成年人审前程序的完善。     

当前南京市栖霞区未成年人犯罪实证分析 以未成年人司法独立化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本文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国际立法及司法实践，提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体化、独立化的若干司法对策与建议。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原理研究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是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运转轴心,然而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仍然较为薄弱。少年司法的社会化属性要求对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和社会之间的条块分割进行改革,增强社会支持部门间资源共享、协同合作的能力。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少年司法的社会化属性,因地制宜地明确当地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信息共享平台的构造,开发针对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发现、事件处置、政策制定等功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相关教育、矫治及其他社会工作服务的项目与渠道。     

对国家公权力介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未成年人受虐待、流浪乞讨、意外死亡等社会事件的不断涌现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是一个弱势群体,亟待国家权力机构在监护法律制度上更好的保护。本文讨论公权力对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上的可能路径,提出立法对策。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前提是要确定"刑法中的未成年人",虽然刑法领域的"未成年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刑法的规定中不同,但均依赖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得以确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本上确定了什么范围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什么范围的人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特殊制度。从宽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担当的全部领域,该原则既是未成年人特殊性在刑事法领域确认的基本标志,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基本前提。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立场是侧重于保护还是侧重于惩罚,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累犯制度、刑罚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构。在有所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潮流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提高未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并存,预示着惩罚和保护双向强化的趋势。单向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立场并不彻底的基本态势,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直接与世界潮流对接提供空间和机会。应当立足于我国在刑事领域全面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再审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直接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